最后,黄初三年前后,正是魏文帝厉行君主的颠峰时期一方面政治上“三公无事,又希与朝政”[8];另一方面军事上数次南征或南巡,都亲自出马,大权独揽,直接部署指挥在这种情况下,怎么会忽然要设立一个总管中央和地方上一切军队的都督中外呢?这也是很难说通的。

[99]这一时期任中外府官吏者颇多,是其证。参《周书·李昶传》、《叱罗协传》、《萧撝附萧济传》等

曹魏禁卫武官制度考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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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wei发表于3974天 8小时 45分钟前来源:www.z9ls.com 标签:曹魏

 

摘要继承汉魏之际曹操霸府的禁卫之制,曹魏王朝确立了以领军和护军将军为主体的禁卫武官制度。曹魏一代,领军将军,护军将军少见,而以资轻于将军之中领军,中护军为制度常态。领军,护军分掌宫城内,外禁卫军,维护以宫殿—宫城为中心的京师安全,尤其保卫皇帝更是禁卫武官职责的核心所在。随着司马氏权力的膨胀,宫城内禁卫的重要性让位于宫城外禁卫,领军地位下降,而护军地位上升。武卫将军掌殿内禁卫,在曹魏前期颇为机要。领军所主三营之一的中垒将军始设于明帝时而又一度被废。此外又曾临时设置过掌宫城内禁卫的中坚,骁骑,游击将军。汉代重要禁卫武官五校尉存在于曹魏一朝,隶领军掌宫城内禁卫,其所领营兵比东汉大为减少,但机要性有所增强。典志载曹魏领军「主五校,中垒,武卫三营」,但在不同政局下领军所主诸营有一定变化;又谓「护军隶领军」,然并无史料佐证,至少司马氏专政后领,护军地位相当,且一度不设领军,二者不可能有隶属关系。护军又有「主武官选」的职能,领,护军共主武官选之说无史实根据,难以成立。一,前
言汉魏之际的社会巨变对以皇帝-皇宫-京师安全保卫为职能的禁卫武官制度产生了巨大影响,曹魏王朝禁卫武官制度便直接脱胎于汉魏之际军阀幕府制度—曹操霸府禁卫之制。最初在曹操幕府中出现了统领中军的中领军及中护军,后又发展成为领军将军及护军将军。领,护军制度虽然是战时的新生事物,但它们与汉代制度并非毫无联系。曹魏护军之渊源,则应追溯到秦汉时期大将军出征幕府负责监察军法的护军或都护军中尉。曹操霸府之护军/中护军不仅采纳了汉代护军之名,而且两者职掌也基本一致,不同之处是其担任者一般无权对府主曹操实施监督,而是要对其负责。领军之制则起始于曹操军府设立之初的行中军校尉,其职与汉制虽无直接渊源关系,但校尉之制仍是对汉代八校尉/五校尉乃至汉末西园八校尉之制的承袭。当曹操霸府确立,曹操地位由丞相→魏公→魏王不断升进之时,为了更有利其统治以及逐步实施篡汉方略,曹操在其霸府中正式确立了类似汉代王公府制度乃至王朝官制的官僚体制,其中诸卿制度的恢复是重要环节,也包括汉代职司禁卫的光禄勋,卫尉,中尉。领,护军系统是曹操霸府中的军事机构,而诸卿则是其行政机构。由于时当战时,都城建置未定,因此汉代职司宫殿-宫城-京师保卫的三卿在曹操公,王府并未真正发挥其禁卫职能,而统率中军随从曹操南征北战并保护其安危的领,护军系统则行使着实际的禁卫职能。这正是曹魏建立后领,护军系统发展为禁卫武官制度主体的背景。此为拙作「汉魏之际禁卫武官制度的巨变」1一文的结论。因该文对汉魏之际禁卫武官制度的变迁有详论,故本文主要讨论曹魏一朝禁卫武官制度的有关具体问题,而对其历史背景则较少追述。曹魏建立后,继承汉魏之际变革的成果,确立了一套与汉制完全不同的禁卫武官制度,最主要的就是以领军将军/中领军掌内军,护军将军/中护军掌外军,以取代两汉时期光禄勋,卫尉,执金吾,城门校尉及八校尉/五校尉的禁卫职能。2汉代禁卫诸职在曹魏时期依然存在,其禁卫职能也并未丧失殆尽,特别是五校尉还被纳入了领军系统,发挥着重要的禁卫职能。这表明曹魏对于汉制除了变革为主外,仍有继承性的一面。二,领军将军/中领军「领军将军,一人,掌内军。……文帝即魏王位,魏始置领军,主五校,中垒,武卫三营。晋武帝初省……」3这一记载表明曹魏一代设有掌内军主五校,中垒,武卫三营的领军将军。按领军将军所掌内军,指宿卫曹魏京师洛阳宫城之内的禁卫军。4曹魏一代可考之领军将军有5人,中领军有15人;若加上建安末年曹休,曹真为中领军,则中领军共有17人之多。其中曹休,曹羲,夏侯献3人又曾任过中领军和领军将军,故实际只有19人。《三国志》对曹魏领,护军将军与中领,护军之别无明确区分,按照后世典志的解释,资重者为领军将军,护军将军,资轻者为中领军,中护军。5这一原则同样也适用于曹魏时期。如曹休在建安末为中领军,「文帝即王位,为领军将军」;6夏侯献也是先为中领军而后任领军将军。7建安末年,曹操加快了代汉的步伐,重要措施之一就是以其宗室近亲担任中领军,执掌禁卫重任。曹操以其族子曹休「领虎豹骑宿卫」。曹休虽非曹操近亲,但操「待之如子」,令其统帅亲信禁卫军。后曹休以骑都尉参曹洪军事,实际掌握曹洪军府大权。「太祖拔汉中,诸军还长安,拜休中领军。」8时在建安20年末21年初。曹真的情形与曹休相似,真亦为曹操族子,其父邵随操起兵而被杀,「太祖哀真少孤,收养与诸子同」,后又使真将虎豹骑。9在建安24年正月时,曹真已任中领军。建安末年,曹操之宗室亲属,其从弟曹仁,曹洪年纪较大,统兵征伐,承担着更为重要的任务;其诸子则年纪尚轻,不足委以大任。故其族子曹休,曹真无疑是执掌禁卫大权的合适人选。曹丕即魏王位后,以曹休为领军将军,夏侯尚为中领军。夏侯氏为曹操亲信集团重要成员,与曹氏同为沛郡谯人,尚从父渊,渊族兄享在曹操起兵之初即成为其亲信部将,为曹操创业及势力壮大立了大功。夏侯氏与曹氏还有极为特殊的多重姻亲关系。「渊妻,太祖内妹。长子衡,尚太祖弟海阳哀侯女,恩宠特隆。」10夏侯尚,「文帝与之亲友」,曾任曹操之军司马,五官将文学,魏国黄门侍郎等职。曹操死后,「拜散骑常侍,迁中领军。」11夏侯玄为曹爽姑子。12在新旧朝更替之际,曹丕为了更好地控制政局,遂将禁卫军权交与宗室及姻亲掌握,充分表明中领军/领军将军政治职能之重要。其后,朱铄,陈群,卫臻等相继为中领军。黄初五年,朱铄为中领军。13六年,文帝南征孙吴,至广陵,以尚书令陈群领中领军,以侍中,吏部尚书卫臻行中领军。14陈群为曹操亲信,是深得魏文帝信赖的一位重臣。「文帝在东宫,深敬器焉,待以交友之礼……及即王位,封群昌武亭侯,徙为尚书。制九品官人之法……及践阼,迁尚书仆射,加侍中。徙尚书令,进爵颍乡侯。」15卫臻亦为曹操亲信,文帝即王位,为散骑常侍;称帝后,为尚书,转侍中,吏部尚书。16黄初七年,「夏五月丙辰,帝疾笃,召中军大将军曹真,镇军大将军陈群,征东大将军曹休,抚军大将军司马宣王,并受遗诏辅嗣主。」17四人中,曹真,曹休,陈群三人曾任中领军或领军将军。魏明帝时期,先后有夏侯献,薛悌,荀霬,桓范等人担任中领军。夏侯献于太和二年时已为中领军,明帝末又任领军将军。18薛悌大约在明帝时为中领军,后任至尚书令。19荀霬为中领军可能亦在明帝时,霬为荀彧之孙,其父恽,母为曹操女,霬妻为司马懿之女。20桓范为沛郡谯人,与曹氏同乡。「建安末,入丞相府。延康中,为羽林左监。……明帝时,为中领军,尚书。」21除薛悌情况不明外,魏明帝时期的中领军皆出于曹氏同乡,姻亲等亲信集团成员。景初二年帝寝疾,欲以燕王宇为大将军,及领军将军夏侯献,武卫将军曹爽,屯骑校尉曹肇,骁骑将军秦朗共辅政。」22魏明帝初衷显然是要以掌握禁卫军权的曹氏宗室及姻亲夏侯氏等控制朝政,辅佐幼主即位。这一设想与曹魏建立以来的用人原则是一致的,文,明二帝任命领军的原则也基本如此。但由于当时「掌机密」的中书监刘放,中书令孙资的建议,魏明帝暂时放弃了这一念头,而以曹爽共同辅政。明帝又悔,但为时已晚。23这一变局为司马懿入朝专政提供了可能性,成为曹魏政局转折的关键环节之一。少帝齐王曹芳即位,曹爽与司马懿共同辅政。曹爽为曹真之子,「少以宗室谨重,明帝在东宫,甚亲爱之。」24明帝一朝,曹爽极受宠信,多年执掌禁卫军权。25《三国志》,卷9《曹爽传》:及即位,为散骑侍郎,累迁城门校尉,加散骑常侍,转武卫将军,宠待有殊。帝寝疾,乃引爽入卧内,拜大将军,假节钺,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与太尉司马宣王共受遗诏辅少主。明帝崩,齐王即位,加爽侍中……赐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赞拜不名。26时司马懿「迁侍中,持节,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与爽各统兵三千人,共执朝政,更直殿中,乘舆入殿。」「入殿不趋,赞拜不名,剑履上殿,如汉萧何故事。」27曹魏王朝的最高统治权便由曹爽与司马懿共同执掌。曹爽为了排挤司马懿,单独控制朝政,遂以其诸弟为禁卫武官及侍从文官,控制幼主。「爽弟羲为中领军,训武卫将军,彦散骑常侍,侍讲。其馀诸弟,皆以列侯侍从,出入禁闼,贵宠莫盛焉。」28按曹爽以其弟典禁兵而专断朝政当在正始三年七月之后。29在较长一段时间内,曹爽以大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侍中,录尚书事身分掌握军政大权,其弟中领军羲,武卫将军训掌握禁卫军权,特别是负责宫城内禁卫的内军。曹爽与司马懿的矛盾主要集中在对禁卫军权的控制上。正始「六年秋八月,曹爽毁中垒中坚营,以兵属其弟中领军羲。帝以先帝旧制禁之,不可。」八年,「曹爽用何晏,邓飏,丁谧之谋,迁太后于永宁宫,专擅朝政,兄弟并典禁兵,多树亲党,屡改制度。帝不能禁,于是与爽有隙。」30司马懿虽尸位素餐,但却在暗中积蓄力量,密谋策划,终于在正始十年正月发动了高平陵政变,夺取了魏朝军政大权。司马懿政变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即是其迅速地掌握了京城禁卫军权,曹爽之失败则与其出城而失去对禁卫军权的有效控制有关。史载:「车驾朝高平陵,爽兄弟皆从。宣王部勒兵马,先据武库,遂出屯洛水浮桥。」司马懿在奏爽罪状时主要也是针对其专断禁卫军权而言,谓其「破坏诸营,尽据禁兵」,「殿中宿卫,历世旧人皆复斥出,欲置新人以树私计」;「以爽为有无君之心,兄弟不宜典兵宿卫」,「罢爽,羲,训吏兵」。31司马懿深知军权特别是禁卫军权的重要性,故首先要剥夺曹爽军权。32曹爽专政主要控制的是内军,即宫城内禁卫军。曹爽此次随帝出城朝高平陵,所带军队数量有限,难以与司马懿抗衡。「爽留车驾宿伊水南,伐木为鹿角,发屯甲兵数千人以为卫。」33不仅兵员少,而且武器也不足。正因如此,从城内出奔投爽的大司农桓范便建议曹爽「使车驾幸许昌,招外兵」。34当时留宿城内的禁卫兵必定人数众多,但因将帅在外,群龙无首,而且司马懿首先占据了武库,他们不仅难以有所作为,反而还可为司马懿所利用。曹爽一党未作反抗即束手就擒,遭到司马懿残酷镇压,「皆伏诛,夷三族。」35曹魏政权遂由司马懿专断。司马懿亦特别注意对禁卫军权的掌控,先以其亲信王观代理中领军。王观曾为司马懿从事中郎,历任尚书,河南尹,少府。「大将军曹爽使材官张达斫家屋材,及诸私用之物,观闻之,皆录夺以没官。」「司马宣王诛爽,使观行中领军,据爽弟羲营」。嘉平三年八月,司马懿病故,其长子司马师为抚军大将军,录尚书事,继续控制曹魏政权。次年正月,司马师任大将军。六年二月,中书令李丰与皇后父光禄大夫张缉等谋废司马师,「以太常夏侯玄为大将军。事觉,诸所连及者皆伏诛。三月,废皇后张氏。」37这是帝室姻亲为了反抗司马氏专政而采取的一次行动。这次事件的主谋为夏侯玄。夏侯玄为曹爽姑子,爽专权时受到重用。「爽诛,徵玄为大鸿胪。数年,徙太常。玄以爽抑绌,内不得意。中书令李丰虽宿为大将军司马景王所亲待,然私心在玄,遂结皇后父光禄大夫张缉,谋欲以玄辅政。丰既内握权柄,子尚公主,又与缉俱冯翊人,故缉信之。」其事败露,预谋诸人「皆夷三族,其馀亲属徙乐浪郡」。38值得注意的是,这次未遂政变与中领军许允亦有牵连。「初,中领军高阳许允与丰,玄亲善。先是有诈作尺一诏书,以玄为大将军,允为太尉,共录尚书事。……后丰等事觉,徙允为镇北将军,假节,督河北诸军事。未发,以放散官物,收付廷尉,徙乐浪,道死。」按许允本属司马氏一党,39在高平陵政变之后受到司马氏重用,官至中领军。许允与夏侯玄,李丰,张缉等人不同,似未正式参与其谋,故直到当年秋冬才将其远徙乐浪而死于道。如有确凿证据,肯定是夷三族之罪,而不会以「放散官物」罪处置。对许允的处置,表明司马氏在权力壮大的过程中,对禁卫军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仅要控制皇帝,而且要完全掌握禁卫军权,其目的无疑是为以后顺利篡位开辟道路。当年九月,司马师废黜少帝曹芳,而立高贵乡公曹髦为帝。甘露五年五月,曹髦反抗司马昭而被害,元帝曹奂司马昭死,其子炎继统,并于次年篡魏立晋。在此十馀年间,司马氏权势赫,完全专断了魏国朝政,虽有来自朝廷和地方的反抗,但均遭残酷镇压。对于禁卫军首长之一的中领军,司马师-昭-炎都十分重视其人选,先后有司马昭,王肃,司马望,羊祜等司马氏及其姻亲担任中领军。毌丘俭,文钦于淮南反抗司马氏,司马师率大军东征,以其弟司马昭兼中领军留镇洛阳。40中领军之职掌握朝廷禁卫大权,地位之重于此可见一斑。司马昭专政,其岳父王肃为中领军。41王肃任职不久即于甘露元年病故。其后一段时间,领军担任者不可考,可能其时不设领军之职。约在曹魏末年,司马懿之侄司马望由雍凉都督「徵拜卫将军,领中领军,典禁兵。」42同年,司马炎即晋王位并于年底行禅代之举,「典禁兵」的中领军司马望对稳定政局无疑发挥了不小作用。与此同时,司马氏姻亲羊祜亦任中领军。司马师及司马昭专权时,羊祜历任中书侍郎,给事中,黄门郎,秘书监等职,又为司马昭「相国从事中郎,与荀勖共掌机密」。司马炎禅代前夕,羊祜「迁中领军,悉统宿卫,入直殿中,执兵之要,事兼内外。」羊祜受到司马氏专权者特别信任,是因其与司马氏有姻亲关系,「祜,蔡邕外孙,景献皇后同产弟。」43景献皇后羊氏即司马昭第三位妻子。44有宗室司马望及外戚羊祜同任中领军,「典禁兵」,「统宿卫」,司马炎便十分顺利地实现了魏晋禅代的政治革命。禁卫军权在曹魏一朝政治中的重要性于此有充分反映,而中领军在曹魏政坛的特殊地位更说明其职举足轻重。1见张金龙,「魏晋南北朝禁卫武官制度研究」。
2关于汉代禁卫武官制度的研究,参见:滨口重国,《秦汉隋唐史的研究》,上册,页251-290;孙毓棠,《孙毓棠学术论文集》,页268-327,328-355;安作璋,熊铁基,《秦汉官制史稿》,上册,页106-135,217-223,344-408;劳榦,《论汉代的卫尉与中尉兼论南北军制度》,《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9本下,页445-459;严耕望,《秦汉郎吏制度考》,《严耕望史学论文选集》,页329-384;廖伯源,《从汉代郎将职掌之发展论官制演变的一些特徵》,《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65:4,页833-866。米田健志,《汉代の光禄勋》,《东洋史研究》,57:2,页1-35。
3梁·沈约,《宋书》,卷40《百官志下》,页1247。参见:唐·房玄龄等,《晋书》,卷24《职官志》,页740。
4说见祝总斌,《都督中外诸军事及其性质,作用》,《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百年学术论文集》,页227。
5同注3。 6晋·陈寿,《三国志》,卷9《曹休传》,页279。
7据《三国志》,卷8《公孙度传》及裴松之注引《魏名臣奏》十二月时夏侯献为中领军;又据卷14《刘放传》明帝临终前夏侯献任领军将军。
8同注6。
9同注6,《曹真传》,页280。又,曹操从弟曹纯于建安12年「督虎豹骑从围南皮。」注引《魏书》曰:「纯所督虎豹骑,皆天下骁锐……纯以选为督,抚循甚得人心。」
10同注6,《夏侯渊传》,页272。
11同注6,《夏侯尚传》,页293,294。注引《魏书》载诏曰:「尚少侍从,尽诚竭节,虽云异姓,其犹骨肉,是以入为腹心,出当爪牙。」更形象地概括了夏侯尚与魏文帝之间的特殊关系。
12同注6,《夏侯玄传》,页295。
13见《三国志》,卷21《王粲传附吴质传》注引《质别传》,页609。
14据《三国志》,卷22《陈群传》,《卫臻传》记载,二人均是魏文帝南征孙吴至广陵时兼任中领军的。考同书卷2《文帝纪》,页85,文帝南征幸广陵在黄初六年冬十月。
15《三国志》,卷22《陈群传》,页634-635。 16同注15,《卫臻传》,页647。
17《三国志》,卷2《文帝纪》,页86。参见同注6,《曹真传》,页281;同注15,页635;《晋书》,卷1《宣帝纪》,页4。
18同注7。 19同注15,《陈矫传》注引《世语》,页645。
20参见:《三国志》,卷10《荀彧传》,《彧子恽传》,页316,319。
21同注6,《曹爽传》注引《魏略》,页290。
22《三国志》,卷14《刘放传》,页459。又见同书卷3《明帝纪》注引《汉晋春秋》,页113。
23同上注,《刘放传》,页459;《晋书》,卷1《宣帝纪》,页13。
24同注6,《曹爽传》,页282。
25同注21,注引《魏书》曰:「爽使弟羲为表曰:『……先帝以臣肺腑遗绪,奖饬拔擢,典兵禁省……』」
26同注21,页282。 27《晋书》,卷1《宣帝纪》,页13。
28同注21,页282-283。
29《三国志》,卷14《蒋济传》:「齐王即位,徙为领军将军。」同书卷4《少帝齐王纪》:正始三年七月,「乙酉,以领军将军蒋济为太尉。」则曹羲为中领军必在此后。
30《晋书》,卷1《宣帝纪》,页15,16。 31同注21,页286。
32同注21,注引《世语》:「爽兄弟先是数俱出游,桓范谓曰:『总万机,典禁兵,不宜并出,若有闭城门,谁复内入者?』」
33同注21,注引干宝《晋纪》,页287。 34同注21,页287。
35同注21,页288。又可参见同书卷4《少帝齐王纪》,页123。
36《三国志》,卷24《王观传》,页694。
37《三国志》,卷4《少帝齐王纪》,页128。
38同注12,页299。《晋书》,卷2《景帝纪》:「正元元年春正月,天子与中书令李丰,后父光禄大夫张缉,黄门监苏铄,永宁署令乐敦,冗从仆射刘宝贤等谋以太常夏侯玄代帝辅政。」谓少帝曹芳预其谋,可能更近于事实。
39同注21,页287,裴注引《世语》曰:「宣王使许允,陈泰解语爽,蒋济亦与书达宣王之旨,又使爽所信殿中校尉尹大目谓爽,唯免官而已,以洛水为誓。爽信之,罢兵。」很显然,许允在当时已为司马懿党羽。
40《晋书》,卷2《景帝纪》,页30;《文帝纪》,页33。
41《晋书》,卷31《后妃上·文明王皇后传》,页950。
42《晋书》,卷37《宗室·义阳王望传》,页1086。
43《晋书》,卷34《羊祜传》,页1014。
44同注41,《景献羊皇后传》,页949-950。

三,护军将军/中护军「护军将军,一人,掌外军。……魏初,因置护军将军,主武官选,隶领军,晋世则不隶也。」45与领军一样,护军资轻者为中护军。据此可知:曹魏一代设有「掌外军」的护军将军;护军将军「主武官选」;护军在曹魏时隶领军,晋代则独立于领军。按护军所掌之「外军」是与领军所掌之「内军」相对而言,应指宫城外保卫京师的禁卫军,而与地方都督或州郡长官所领之兵无关。46上文所引官志记载,谓领军「主五校,中垒,武卫三营」,而并不包括护军营。护军与领军各自职责范围有别,是否有真正的隶属关系颇难求证,就目前可见史料来看,尚无护军隶领军的实例曹魏一代可考之护军将军有2人,中护军有9人,其中有2人曾任中护军与护军将军;则曹魏护军担任者共有9人可考,远少于领军之数。与领军相似,曹魏护军亦以资轻之中护军为制度常态,而护军将军则具有临时性。护军将军资重于中护军可从蒋济的仕历中看出:「明帝即位,赐爵关内侯。……迁为中护军。……就迁为护军将军,加散骑常侍。……齐王即位,徙为领军将军,进爵昌陵亭侯。」47这表明中护军位次低于护军将军,护军将军位次于领军将军。曹魏之中护军与中领军一样,渊源于建安13年曹操霸府的禁卫武官中护军。建安17年,曹操「以渊行护军将军,督朱灵,路招等屯长安,击破南山贼刘雄,降其众。」48这是史书中第一次出现护军将军,不过它并非后代作为禁卫武官的护军将军,而是曹操的一路军事统帅,与见于汉魏之际的大量杂号护军相似。49建安18年五月进曹操为魏公时,劝进诸亲信将领中有中护军曹洪,领护军将军王图。5020年,曹操西平汉中,「留招为中护军,事罢,还邺。」51这些将领已经具备了禁卫武官的性质,而与当时大量的杂号护军有别。曹魏建立前夕,曹洪为都护将军。洪为曹操从弟,在宗室中地位颇高。52前此建安18年劝进时曹洪为中护军,其都护将军应与护军将军相似而地位略高。黄初六年,始有护军将军见于记载。黄初六年十月,「群领中领军。帝还,假节,都督水军。还许昌,以群为镇军大将军,领中护军,录尚书事。」次年正月,文帝去世,陈群与曹真,曹休,司马懿等同受遗诏辅政。53当时陈群应仍领中护军,是顾命大臣中唯一担任禁卫长官者。从陈群叠任中护军,录尚书事二职推断,中护军在当时可能不是掌宫城外军的禁卫长官,而可能为掌宫城内军的禁卫长官。中护军陈群究竟全面负责宫城内禁卫事务,还是与中领军分掌,不太明确。史书中不见当时担任中领军或领军将军者,故由中护军全面负责宫城内禁卫事务的可能性较大。陈群到明帝时大概就不再领中护军。其时蒋济为中护军,又迁护军将军。正始年间,先后有毕轨,夏侯玄,司马师诸人任中护军。中护军人选的变迁,对曹魏政局发生了巨大影响。毕轨,「明帝即位,入为黄门郎,子尚公主,居处殷富。迁并州刺史。…至正始中,入为中护军。转侍中,尚书,迁司隶校尉。素与曹爽善,每言于爽,多见从之。」54毕轨为帝室姻亲,明帝亲信,与曹爽又有良好关系,故在齐王芳时期,为专权者曹爽所重用。夏侯玄为曹爽姑子,曹爽当政时,「累迁散骑常侍,中护军。」55夏侯玄卸任中护军的时间当在正始五年初。56「玄既迁,司马景王代为护军。」57曹爽为了提高声望以利进一步专权,乃兴骆谷之役,以其亲信夏侯玄负责雍凉军事,将与蜀汉战争的大权握于己手,于是不惜以其政敌司马懿之子司马师代夏侯玄为中护军。曹爽此次人事安排,为其以后败灭埋下了隐患,但就当时来看,却不能说是失败的举措。如前所述,大约在正始三年七月以后曹爽便以其弟羲为中领军,训为武卫将军,从而控制了宫内禁卫军权。到正始五年初,曹爽已经牢牢地控制了朝廷禁卫军权,这时他才敢于将中护军转交司马师之手。当时中护军可能仅负责宫城外之禁卫。正始六年八月,曹爽又毁中垒中坚营,以其营兵归中领军曹羲,更加强了中领军的权力,而中护军的权力则进一步削弱。曹爽以司马氏染指禁卫军权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后果,司马懿,师父子密谋除爽的计画即在其后加以制定。司马懿的反爽密谋,主要是由其长子中护军司马师来实施的。「宣帝之将诛曹爽,深谋秘策,独与帝弗之知也,将发夕乃告之。……晨会兵司马门,镇静内外,置阵甚整。……初,帝阴养死士三千,散在人间,至是一朝而集,众莫知所出也。」58司马师利用其掌宫外禁卫军之便而「阴养死士三千」,他们很可能是从其所领禁卫军中秘密雇佣的。从「晨会兵司马门」来看,中护军司马师此时确实掌控着宫外禁卫军。「时景帝为中护军,将兵屯司马门。」59由于曹爽与魏帝出城,宫城守备空虚,群龙无首,为司马师以宫外禁卫军控制京师局势提供了机会。同时司马懿率兵「屯洛水浮桥」,关上了曹爽入宫的通道,控制了整个京师局势。曹爽虽然十分注意对禁卫军权的控制,但他主要是控制宫城内禁卫,而忽略了宫城外禁卫。司马懿也正是在这一点上找到了突破口。毫无疑问,中领军所掌内军是禁卫军的中坚,宫城内禁卫是禁卫军权的核心,但在一定条件下,其轻重也会发生易位,因此中护军及其所掌外军亦不可忽视,尤其在非常朝政下更是如此。高平陵政变后,司马氏专断朝政,自此迄于魏末,中护军一职先后由司马师,司马望,贾充,司马炎,王业等人担任,其受重视程度与中领军不相上下。其时对司马氏专政的反抗力量主要来自朝廷和方镇将领两个方面。在朝廷,利用中领军的禁卫武装控制局势比较容易,必要时还可利用政治手段行废立之举。方镇势力的威胁则必须通过加强宫外禁卫力量加以防范,而且司马氏专权者所领大军应该就驻扎在京师及其周边地区。以司马氏宗室及其姻亲担任中领军,中护军,分掌内外军,严守宫城内外,从而专断朝政,是曹魏后期司马氏专政的主要手段之一。嘉平三年八月,司马懿病死,其长子司马师继统,「以抚军大将军辅政」。司马师所任中护军当于此时卸任。其后司马望继任护军将军/中护军。60司马望不久出任雍凉都督达八年之久,入朝为卫将军,领中领军。其领中领军的时间应在咸熙二年五月晋国设中领军,卫将军官之时,61则司马望在高贵乡公甘露二/三年由护军将军出任雍凉都督。时司马师已死,司马昭继统。此与《晋书》本传的有关记载吻合:「时高贵乡公好才爱士,望与裴秀,王沈,锺会并见亲待,数侍宴筵。公性急,秀等居内职,急有召便至。以望外官,特给追锋车一乘,武贲五人。时景,文相继辅政,未尝朝觐,权归晋室。望虽见宠待,每不自安,由是求出,为征西将军,持节,都督雍凉二州诸军事。」62这一记载不仅可以帮助判断司马望外任的时间,而且还表明散骑常侍,中护军司马望为「外官」,不在宫城内宿直,进一步证明当时中护军负责宫城外禁卫。接替司马望的贾充为司马氏重要亲信,曾任参大将军军事,协助司马师平定毌丘俭,文钦之乱;为大将军司马,右长史,协助司马昭平定诸葛诞之乱。贾充为中护军时可能统宫城内外禁卫军,同时握有中领军,中护军的权力。如前所考,西元256年以后近十年间,曹魏中领军之职于史无徵,而大约在此同时,贾充为中护军长达六,七年之久。在中护军任上,贾充平息了少帝曹髦对司马昭的反抗,更立下了殊勋。《晋书》卷40《贾充传》:转中护军。高贵乡公之攻相府也,充率众距战于南阙。军将败,骑督成倅弟太子舍人济谓充曰:「今日之事如何?」充曰:「公等养汝,正拟今日,复何疑!」济于是抽戈犯跸。及常道乡公即位,进封安阳乡侯,增邑千二百户。统城外诸军,加散骑常侍。在司马氏权力壮大过程中,贾充效力最多,功劳最着,深得司马昭,炎之宠信。「时军国多事,朝廷机密,皆与筹之。」充「为晋元勋,深见宠异,禄赐常优于群官。」司马炎袭晋王位后,贾充为晋国卫将军,仪同三司,给事中。从上引记载来看,中护军的主要任务是保卫相府,而相府无疑应在宫城之外。63《三国志》卷4《高贵乡公纪》载其被害后,皇太后令称,「而此儿便将左右出云龙门,雷战鼓,躬自拔刃,与左右杂卫共入兵阵间,为前锋所害」;注引《魏氏春秋》亦谓,「拔剑升辇,帅殿中宿卫苍头官僮」曹魏后期中护军权力之重,除了其在平定曹爽时的特殊作用以及防范方镇进攻京师外,更重要的还在于其以相府的保卫为中心职责。在当时,对司马氏权臣的保卫自然是禁卫制度的核心,对曹魏少帝主要则是防范。晋武帝司马炎在高贵乡公被害后,曾以使持节,行中护军,中垒将军身分迎常道乡公璜嗣位。64其行中护军既是代表朝廷,更是代表司马氏相府。将高贵乡公之谋密告司马昭的散骑常侍王业,后来接替贾充,在魏晋易代之际担任中护军。6545同注3。
46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76魏高贵乡公正元二年,页2420,「钦」条,胡三省注:「中,谓中军;外,谓城外诸营兵。」此处之「城」是指宫城还是京城,其义不明。越智重明,《领军将军と护军将军》,页3,5):「外军为中央军的一部分(即中央军为中军=内军与外军组成,外军与地方军无关)」「内军=中军担任洛阳城内宿卫,外军是在洛阳城外的宿卫军以外的军队。」即认为中,外界限以京城划分而不以宫城划分。同注4,祝总斌文:「『中』指保卫宫城的禁兵,『外』指保卫宫城以外,整个洛阳城的中央军。」则认为中,外界限以宫城划分。何兹全,《魏晋的中军》(《读史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页259-260):「中军系驻京师内外,由中央直辖的军队;外军则系在外各都督分领的军队。……都督兵仍是中央军队。」此为以中央和地方划分中,外界限。诸说中,以祝说论证较周密,本文之内军,外军即采宫城内,外军之说。
47同注29,《蒋济传》,页452-454。 48同注10,页270。
49清·洪饴孙,《三国职官表》(《后汉书三国志补表三十种》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4),卷下「魏诸护军」条,页1623-1626;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上编,卷中之下《北朝地方行政制度》第13章《诸部护军》(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45,1963),页817-835。
50《三国志》,卷1《武帝纪》,注引《魏书》曰,页40。
51《三国志》,卷26《牵招传》,页731;时间据同书《武帝纪》,页45。
52同注6,《曹洪传》,页277-278。 53同注15,页635;同注17,页85,86。
54同注21,《毕轨传》,页289。 55同注6,《夏侯玄传》,页295。
56同注12,页298:「顷之,为征西将军,假节,都督雍凉二州诸军事,与曹爽共兴骆谷之役,时人讥之。」据本纪,曹爽征蜀在正始五年二月至五月间,可知至迟正始五年二月夏侯玄已外任。
57同注12,注引《魏略》,页298。 58同注40,《景帝纪》,页25。
59同注30,页17。按司马门为宫城外门,司马门内即为禁中。参祝总斌,《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页240-245。
60同注42,页1086:「从宣帝讨王淩,以功封永安亭侯。迁护军将军,改封安乐乡侯,加散骑常侍。」按司马懿讨王淩在嘉平三年四月,即其死前不久。可知司马望为护军将军在司马懿病故,司马师继统之际。按司马望所任有中护军及护军将军两种记载。同注37,页129,嘉平六年九月条注引《魏书》所载奏永宁宫诸臣姓名中即有「中护军永安亭侯臣望」;页131,同月丁丑条注引《魏书》,亦载「使中护军望」等迎高贵乡公于元城。
61同注40,《文帝纪》,页44。 62同注42,页1086。
63司马氏相府的确切位置史无明载,从常理推断,不应在宫城内。64《三国志》,卷4《少帝高贵乡公纪》,页146;《晋书》,卷3《武帝纪》,页49。
65参见:同注64,《少帝高贵乡公纪》,注引《世言》,页145;《晋书》,卷40《贾充传》,页1167。
四,五校与武卫,中垒,骁游诸将军典志俱载曹魏领军将军主五校,中垒,武卫三营,则五校,中垒将军,武卫将军领营兵隶属于中领军,构成了宫内禁卫军的主力。在此结合具体史料对五校,武卫将军,中垒将军及与宫内禁卫相关的骁骑,游击将军加以考察。五校曹魏初年,恢复汉代五校之职,领有营兵,职主禁卫,隶属于中领军。五校是曹魏禁卫武官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领军系禁卫武官组织结构中不可缺少的一个层次。在曹丕禅代前夕上尊号诸臣中有除越骑校尉以外的四校,在嘉平六年诸臣永宁宫奏名中亦有五校之名,表明五校在曹魏朝政中始终占有一席之地。曹魏五校可考者共有28人:屯骑校尉7人(臣祖,任福,杨暨,曹肇,司马骏,武陔,司马□),步兵校尉7人(任福,段昭,卞琳,阮籍,郭建,击战鼓,出云龙门)。又当时曹髦所居在淩云台。按云龙门为宫城东门,则司马昭相府应在宫城东云龙门外。参见《《永乐大典》卷9561引《元河南志》的古代洛阳图十四幅·
魏都城图》,《考古学报》,2,页46,图三。在该图中,淩云台位于宫城南门外偏西之处,距云龙门甚远,与《魏氏春秋》记载不合。从记载推断,淩云台当时应在云龙门内宫城之中。司马攸,司马骏」,越骑校尉5人,长水校尉5人,射声校尉4人。66其中宗室曹氏1人,权臣司马氏3人。阮籍,王浑,邓艾皆为司马氏亲信。阮籍曾为太傅司马懿,大司马司马师及大将军司马昭从事中郎。67王浑先为曹爽府掾,爽诛而免,后「起为怀令,参文帝安东军事,累迁散骑,黄门侍郎,散骑常侍。咸熙中,为越骑校尉。」68邓艾初仕司马懿太尉掾,又助司马氏平定毌丘俭之乱,「其年徵拜长水校尉」。69卞琳为武宣卞皇后弟秉之子,郭芝为明元郭皇后之从父,郭建为郭后叔父之子,甄毅,甄畅,甄像,甄温皆为文昭甄皇后之宗亲。70五营校尉手中都应掌握着一定的禁兵,地位比较亲近。阮籍为步兵校尉,经常往来司马昭府中,亦足以说明这一点。魏明帝思念甄后而专用外戚,甄氏诸人自当侍卫其身边无疑。司马氏先后有3人担任4任五校之职。《资别传》载:帝诏资曰:「吾年稍长,又历观书传中,皆叹息无所不念。图万年后计,莫过使亲人广据职势,兵任又重。今射声校尉缺,久欲得亲人,谁可用者?」资曰:「陛下思深虑远,诚非愚臣所及……亲臣贵戚,虽当据势握兵,宜使轻重素定……今五营所领见兵,常不过数百,选授校尉,如其辈类,为有畴匹。至于重大之任,能有所维纲者,宜以圣恩简择,如平,勃,金,霍,刘,章等一二人,渐殊其威重,使相镇固,于事为善。」71这一记载中之「今五营所领见兵,常不过数百」,论者往往作为曹魏五校衰微的证据。但联系上下文,则其所反映的是:魏明帝为图身后长远之计,而考虑让亲人居兵任即掌握禁卫军,射声校尉人选久未能定,于是问计于孙资。「五营所领见兵,常不过数百」,究竟是五营总计领兵数百还是每营数百,难以确定。从西晋时制度规定五营各领兵千人推断,72似以五营各领兵数百为宜。作为禁卫军,即便领兵数百,也是比较重要的职任。孙资的回答主要是为了防止明帝用亲人掌权,而力图举荐司马懿,故其绕开明帝问话之主题,偷梁换柱而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他认为应该主要考虑维纲重大之任者即类似都督中外诸军事之类职务的安排。73两人的出发点不同,故对五校职责轻重之认识角度亦有差异。五校虽是汉代的旧制,但汉末三十馀年已完全破坏,曹丕即魏王位之后健全了魏国的官僚机构,在禁卫武官系统中恢复了汉代的五校,并且根据变化了的形势而将五校归领军所管辖。尽管他们领兵不多,但职司宫内禁卫,仍然值得重视。魏明帝重视射声校尉之人选,曹魏一代所见五校之职,前期多为宗室外戚而后期多为司马氏成员及其亲信,便可充分说明这一点。毌丘俭,文钦等在淮南反抗司马师时上表中谓:「近者领军许允当为镇北,以厨钱给赐,而师举奏加辟,虽云流徙,道路饿杀,天下闻之,莫不哀伤,其罪九也。三方之守,一朝阙废,多选精兵,以自营卫,五营领兵,阙而不补,多载器杖,充聚本营,天下所闻,人怀愤怨,言盈路,以疑海内,其罪十也。」74这表明,司马师接替司马懿掌握魏政之后,先将不附于己的中领军许允谋杀,并削弱魏帝禁兵,而加强自身保卫工作。所谓「五营领兵,阙而不补」,正是司马师削夺君权而加强自身权力的重要表现。《汉晋春秋》载:「自曹芳事后,魏人省彻宿卫,无复铠甲,诸门戎兵,老弱而已。曹髦见威权日去,不甚其忿,召侍中王沈,尚书王经,散骑常侍王业,谓曰:『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废辱,今日当与卿自出讨之。』」75王经曰:「……且宿卫空阙,兵甲寡弱,陛下何所资用……」76曹髦时代宿卫兵之寡弱可见一斑。此正可与毌丘俭,文钦之表文相印证。此前惯例,五营领兵自有一定规制,且「阙而必补」。同时也表明五校及其所领营兵正是魏帝身边的宿卫武官及宿卫兵。77此又可与前述魏明帝虑身后之计而关注射声校尉人选一事相印证。东汉五校宿卫宫城周边,属京城禁卫军之列,曹魏五校辖于中领军,为宫城禁卫军的一部分。虽然其所领兵员远少于东汉,但亲近程度却超过了东汉。这也正是魏明帝加强五校兵权以及后来司马氏削弱五校兵权的原因所在。66《三国职官表》,页1472-1477。
67《晋书》,卷49《阮籍传》,页1360。
68《晋书》,卷42《王浑传》,页1201。
69据《三国志》,卷28《邓艾传》,页777。
70参见《三国志》,卷5《后妃传》,卞后,郭后,甄后诸传,及甄后传注引《晋诸公赞》,页156-169。
71同注22,《刘放传》,注引《资别传》,页460-461。
72参见张金龙,《「中朝大驾卤簿」所反映的西晋禁卫武官制度》,《中华文史论丛》第59辑,页89。73同注4,页228。
74《三国志》,卷28《毌丘俭传》,注引俭,钦等表曰,页764。
75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余嘉锡《笺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3),中卷上《方正第五》「高贵乡公薨,内外喧哗」条注,页287。
76同注64,《少帝高贵乡公纪》,甘露五年注,页144。
77越智重明,《领军将军と护军将军》,页7。武卫,中垒将军在曹魏领军所主三营中,新出现的武卫营颇为机要,武卫将军在曹魏前期是最亲近的禁卫武官之一。曹丕即魏王位后,设武卫将军。首任武卫将军许褚便曾于东汉末年任武卫中郎将,率虎士宿卫曹操左右,为曹操最亲近的侍卫亲兵之长。其任武卫将军一直到明帝时去世为止。78其后宗室曹爽接任武卫将军。「以宗室谨重,明帝在东宫,甚亲爱之。及即位,为散骑侍郎,累迁城门校尉,加散骑常侍,转武卫将军,宠待有殊。帝寝疾,乃引爽入卧内,拜大将军,假节钺,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与太尉司马宣王并受遗诏辅少主。」79曹爽于明帝初接替许褚任武卫将军,直至景初三年明帝去世前夕。其后曹爽排挤司马懿,独执魏柄,以其弟羲为中领军,训为武卫将军。嘉平六年时有武卫将军曹演,列于诸臣永宁宫奏名中。80其后司马氏亲信荀顗继任武卫将军。81曹魏后期,外军地位上升而内军地位下降,武卫将军在曹魏前期政治中的重要性已不复存在,几乎不见于史载,到了西晋初年便正式废罢武卫将军。82典志载曹魏领军所主三营之一有中垒营,即曹魏一代内军中有中垒营,由中垒将军主之。但考诸史载,关于中垒将军的记载实在太少。中垒将军可能并非曹魏一代定制。《三国志》卷5《后妃·文德郭皇后传》:「明帝即位,尊后为皇太后,称永安宫。太和四年安阳亭侯,又进爵乡侯,增邑并前五百户,迁中垒将军。」可知明帝太和四年时曹魏有中垒将军一职。嘉平六年诸臣上奏永宁宫名单中有中坚将军,中垒将军,位中护军,武卫将军之下而居五校之上,是此时曹魏禁卫武官除了中领军,中护军,武卫将军及五校外,还有中坚,中垒将军。建安年间,曹休,张辽,许褚均曾任中坚将军。曹魏一代所见中坚将军仅有上奏永宁宫诸臣中之中坚将军甄德。司马炎在曹魏后期曾任中垒将军。83正始「六年秋八月,曹爽毁中垒中坚营,以兵属其弟中领军羲。帝以先帝旧制禁之,不可。」知其时魏宫内有中垒中坚营;此究为中垒中坚一营,还是中垒,中坚二营,记载不明确。从此前仅有太和四年郭表为中垒将军而未见中坚将军的情况来看,似应属一营,从司马懿「先帝旧制」来看,中垒中坚营当成立于魏明帝时期,此亦与太和四年出现中垒将军之记载相吻合。中垒将军之设当在魏明帝时,其下限为太和四年。到正始六年曹爽毁中垒中坚营,此营不复存在,中垒将军亦不再设置。中垒将军初设时是不归中领军管辖的,否则曹爽便不会采取毁中垒中坚营而将其营兵转归中领军曹羲的措施。正始十年春正月司马懿发动政变,诛曹爽,曹羲等而控制了曹魏政权。一直到此前,曹魏宫城中并未有中垒中坚营,也没有领营的中垒将军。司马懿控制政权后,对禁卫军进行了重新安排和布置,禁卫武官制度同时进行了调整,于宫中重新设立了中垒中坚营。不过此时设立的中垒,中坚营当为处在宫城不同位置的两营,分别由中垒将军和中坚将军主之。78《三国志》,卷18《许褚传》,页543。
79同注24。 80同注37,页129。
81《三国志》,卷12《何夔传》,注引干宝《晋纪》:「中,为司隶校尉。时毌丘俭孙女适刘氏,以孕系廷尉。女母荀,为武卫将军荀顗所表活,既免,辞诣廷尉,乞为官婢以赎女命。」三月,见《晋书》,卷3《武帝纪》,页55。
83同注64,《武帝纪》,页49。《少帝高贵乡公纪》:甘露五年高贵乡公被杀之后,「使使持节,行中护军,中垒将军司马炎北迎常道乡公嗣帝后。」可知司马炎至迟在256年时已任中垒将军,260年时仍任此职,以行中护军身分迎立曹璜即位。骁骑,游击将军《晋书》卷24《职官志》:「骁骑将军,游击将军,并汉杂号将军也。魏置为中军。」《宋书》卷40《百官志下》:「骁骑将军……魏世置为内军,有营兵,高功者主之。」此处之「有营兵,高功者主之」,当是曹魏而非刘宋时的情况。志又载:「游击将军,汉武时,韩说为游击。是为六军。」此「六军」即指领,护,左·右卫,骁,游诸将军,虽未言刘宋游击而仅及汉代渊源,实际上「六军」是指刘宋当朝制度。曹魏时无「六军」之制,如左,右卫便初设于西晋建立前夕之司马氏晋国。84骁骑将军在建安后期由曹操宗亲担任。曹仁于建安18年行骁骑将军,曹彰于建安23年以北中郎将行骁骑将军,都是以他官兼领,表明骁骑将军在当时并非正式的官职。85到明帝青龙元年始见骁骑将军秦朗,此后亦再未见到。这样重要的职务在《三国志》中仅有一处记载很难想象。情况可能还要特殊。《三国志》卷3《明帝纪》:青龙元年六月,保塞鲜卑大人步度根与轲比能勾通,「步度根部落皆叛出塞,与比能合寇边。遣骁骑将军秦朗将中军讨之,虏乃走漠北。」86此当是沈约骁骑将军掌内军记载之来源。同纪景初二年十二月,「以燕王宇为大将军,甲申免,以武卫将军曹爽代之」。注引《汉晋春秋》曰:「帝以燕王宇为大将军,使与领军将军夏侯献,武卫将军曹爽,屯骑校尉曹肇,骁骑将军秦朗等对辅政。」87这是魏明帝「寝疾不豫」的情况下为了安排后事而作出的让曹氏亲戚控制禁卫军乃至整个中央军的政治决策,从夏侯献及曹爽,曹肇皆为禁卫武官情形看,骁骑将军秦朗无疑也是禁卫武官。按秦朗亦可看作是曹氏宗室成员,其详情见于《明帝纪》青龙元年十月条注。秦朗母杜氏,后曹操纳为妾,曹操为朗继父,称其为「假子」。到了明帝时,他更受到宠信,以致史家目其为佞幸。骁骑将军带给事中,为「内官」,自当侍卫明帝左右。可以认为秦朗既是曹氏宗室,又是明帝亲信,故其地位独特,权力较重。88不过,秦朗所任之骁骑将军主要是给事宫内,从驾护卫,是否领有营兵难以确知。在曹魏一代仅见秦朗一人为骁骑将军,可考时间从青龙元年六月至景初二年十二月。游击将军最早出现于建安前期。89曹魏建立后,大约于明帝时期出现游击将军。《三国志》卷5《后妃·武宣卞皇后传》:后侄兰,「有才学,为奉车都尉,游击将军,加散骑常侍。」从上下文义推断,似以明帝时为宜。同上卷22《陈泰传》:「正始中,徙游击将军。」90根据以上情况可见,曹操建安时代曾临时任命过骁骑,游击将军,但均因人因事而设,并非定制。曹魏建立之初,官制中并无此二职。大约在明帝至齐王芳正始年间曾一度再设骁骑,游击将军,但为时较短,可能在司马氏开始控制曹魏朝政之后而不再设立。此二职之设当是魏明帝为了加强禁卫力量而采取的措施之一。84参见张金龙,《晋代禁卫武官制度考论》,《中国史研究》,4,页57。
85同注6,《曹仁传》:「苏伯,田银反,以仁行骁骑将军,都督七军讨银等,破之。」《三国志》,卷19《任城王彰传》:「二十三年,代郡乌丸反,以彰为北中郎将,行骁骑将军。」曹仁,曹彰之「行骁骑将军」,均为出征将军,其职并非禁卫武官。
86又见《三国志》,卷30《鲜卑传》,页836。 87同注22,《刘放传》,页459。
88秦朗作为魏明帝考虑安排的五位顾命大臣之一,与燕王宇,夏侯献,曹爽,曹肇诸大臣并列。同注22,《明帝纪》注引《汉晋春秋》曰:「中书监刘放,令孙资久专权宠,为朗等素所不善。」,其地位,权力之重可以想见。
89综合《三国志》卷17《乐进传》及卷1《武帝纪》记载,知建安八年三月至十一年乐进「行游击将军」。而其后十馀年间再未见到游击将军。
90洪饴孙谓陈泰「青龙中由散骑常侍迁」游击将军,不确。-
五,领,护军职掌与组织系统的辨正关于领,护军「主武官选」问题据晋,宋官志记载,领军「掌内军」,「主五校,中垒,武卫三营」,护军「掌外军」,「主武官选」,二职分工明确。然而学界对此曾有异议,一种意见认为:曹魏时期领,护军职掌,「可能仍然相同,即一面各领营兵,为宿卫禁军之主;一面共典武官选举」,其「共典武选」时之分工「殆亦如历代之左右丞相,左右仆射然」。91曹魏领军典武官选不见于官志记载,其说果真成立吗?提出这种看法的根据主要有二,我认为都是难以成立的。1。《北堂书钞》卷64《设官部十六·护军将军》「典武官选」条,本注引《晋起居注》:「泰始七年诏曰:『中护军韩浩与中领军史涣,皆掌禁兵,典武选。』」92按泰始七年距二人之为中领军,中护军已逾70年之久,以此论证显嫌乏力。《书钞》节引诏文,辞义不明,恐有脱误,亦不排除后人传抄,刻版致误的可能。《通典》卷34《职官十六·勋官》,本注引《晋起居注》:「武帝诏曰:『中护军职典戎选,宜得干才。』遂以羊琇为之。」93这一条史料是西晋初年中护军职典武官选之强证,可反证曹魏时中护军具有主武官选的职能。《太平御览》卷240《职官部三八·中护军》:「《晋起居注》曰:武帝太始七年诏曰:『中护军职典武选,宜得堪干其事者。左卫将军羊琇有明瞻才见,乃心在公,其以琇为中护军。』」94此条可与上引《通典》及《晋书》卷93《外戚·羊琇传》相印证。很显然,晋武帝泰始七年诏中所谓「典武选」仅指中护军而不及中领军。而《书钞》所引不仅文理欠通亦难为其他史料所佐证。又,同上《书钞》「武士管钥」条引《皇甫谧集》:「护军,武士军之管钥。」似亦表明护军职主武官选举,即从武士中选拔类似上引史料中之牙门,百人督一类低级武官。2。《太平御览》卷149《皇亲部一五·太子四·附太子妃》引王隐《晋书》:「于是贾妃讽旨于外,说张泓孝廉郎才,语领军举高第。」同书卷138《皇亲部四·惠帝贾皇后》引此条史料而未及「语领军举高第」事。这一记载的可靠性颇有疑问:此事当发生于太康三年前后争论太子司马衷废立之时,当时无领军,职当领军者为北军中候。其时晋武帝在位,掌握实权,贾南风深居东宫,根本不可能干预政事,怎能「讽旨于外」?关于护军主武官选举的记载除前引宋,晋官志及《通典》记载之外,有关史料还有:《三国志》卷9《夏侯玄传》,注引《世语》曰:「玄世名知人,为中护军,拔用武官,参戟牙门,无非俊杰,多牧州典郡。立法垂教,于今皆为后式。」95「顷之,为征西将军,假节,都督凉州诸军事。」注引《魏略》曰:「玄既迁,司马景王代为护军。护军总统诸将,任主武官选举,前后当此官者,不能止货赂。故蒋济为护军,有谣言:『欲求牙门,当得千匹;百人督,五百匹。』」《晋书》卷2《景帝纪》:「景初中,拜散骑常侍,累迁中护军。为选用之法,举不越功,吏无私焉。」看来中护军主武官选举的职责甚明,这可能与其原本负监护诸将之责有关,因其监护将领,便可对其优劣加以品评并向朝廷提出选用意见。而领军要全盘负责禁卫事务,武官选似不宜兼任。当然,如果护军确实隶于领军,则护军主武官选也可以认为是领军主武官选。但是,曹魏一代很难找到护军隶领军的确凿证据,故由护军主武官选推断领军亦具此职能的看法难以成立。正因为中护军主武官选,职在用人,所以当司马懿诛曹爽而执掌政权后,为了稳定政局「问明时事」,「详求理本」之时,中护军夏侯玄提出「夫官才用人,国之柄也」,并对此详加论述。96这正是他职典武选,熟悉选举用人问题的重要表现。根据上引史料中时人有关叙述,护军所主选之武官包括「参戟牙门」,「百人督」等;而且「护军总统诸将」。牙门将在当时常出任郡守兼杂号将军,故所谓「诸将」及「牧州典郡」亦应属于牙门将之类,而不可能是与护军地位相当的高级武官。97唐人杜佑对领军将军是否主武官选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说:历代史籍皆云「护军将军主武官选」,则领军无主选之文。唯陶藻《职官要录》云「领军将军主武官选举」,而护军不言主选。又引曹昭叔《述孝诗叙》曰:「馀年三十,迁中领军,总六军之要,秉选举之机。」以此为证。今按:汉高帝初,以陈平为护军中尉,已令主武官选矣。故平有受金之谗。又《魏略》云:「护军之官,总统诸将,主武官选。前后当此官者,不能止货赂。……及夏侯玄代济,故不能止绝人事。及晋景帝代玄为中护军,整顿法度,人莫敢犯者。」又王隐《晋书》曰:「景帝为中护军,作选用之法,举不越功,吏无私焉。」又《晋起居注》云:「武帝诏曰:『中护军职典戎选,宜得干才。』遂以羊琇为之。」《宋志》又云「主武官选」。按此,则护军主选明矣。而陶藻所言领军主选及昭叔之《叙》者,当因省并之际,为一时之权宜,非历代之恒制。98我认为杜佑的看法符合历史实际。关于这一问题,还可补充两条材料以为佐证。《晋书》卷44《李胤传》:「入为尚书郎,迁中护军司马,吏部郎,铨综廉平。」据上下文可知,时当曹魏中叶,很可能是在上文所述司马师为中护军时。由下文载「文帝引为大将军从事中郎」来看,李胤属司马氏一派人物。西晋时中护军仍具有这一职能,同上卷《郑袤传附球传》:「累迁侍中,尚书,散骑常侍,中护军,尚书右仆射,领吏部。」91《魏晋的中军》,《读史集》,页264,265。
92隋·虞世南,《北堂书钞》,孙忠愍侯祠堂旧校影宋原本,南海孔氏三十有三万卷堂校注重刊,光绪14年。
93唐·杜佑,《通典》,第1册,页944。
94宋·李昉等,《太平御览》,第2册,页1138。
95又见:同注92,「太初拔用俊杰」条本注;同注93。 96同注12,页295-298。
97参见:黄惠贤,《曹魏中军溯源》,《魏晋隋唐史资料》第14辑,页4;刘安志,《唐五代押牙考略》,《魏晋隋唐史资料》,第16辑,页64-66。
98同注93。按《通典》所引曹昭叔《述孝诗叙》;又见同注92,《领军将军》本注,惟曹昭叔记为曹略叔。关于领军组织系统的变迁典志载曹魏时期领军主五校,中垒,武卫三营,且护军隶领军,到了晋代领,护军才完全分离。护军隶领军得不到史料佐证,即使有隶属关系,也可能是在某一特定时期,或者仅是「文属」而不具备真正的隶属关系。因无史料可以参证,故在考虑领军组织系统时权以护军隶领军。而领军主五校,中垒,武卫三营之说亦不能完全反映曹魏一代制度,其实在不同时期有着一定的变化。西元220年十月,曹丕取代汉献帝而称帝,建立曹魏王朝。其时,上尊号诸臣中之禁卫武官有:99中领军,中阳乡侯臣楙,屯骑校尉,都亭侯臣祖,步兵校尉,关内侯臣福,武卫将军,安昌亭侯臣。据此,曹魏建立之际领军系禁卫武官组织系统可表述为:?中护军/护军将军中领军/领军将军五校
武卫将军在五校中无越骑校尉,可能与当时吴地不归曹氏有关,因按传统制度,越骑校尉应由越人组成。100曹魏自黄初四年起便有越骑校尉,因此上表中黄初四年以后五校应包括越骑在内。如前所考,在魏初未看到中垒将军,显然当时尚未设领军下辖之中垒营,领军实际所主除了本营外,恐怕就只有四校与武卫了。据上文四所考,魏明帝时增设中垒中坚营,以中垒将军主之,时在太和四年至正始六年之间,此时的领军组织系统可表述为:?中护军/护军将军五校中领军/领军将军中垒将军武卫将军嘉平六年五月甲戌,司马师废少帝曹芳时「与群臣共为奏永宁宫」,群臣中禁卫武官有:中护军,永安亭侯臣望,中坚将军,平原侯臣德,屯骑校尉,关内侯臣陔,射声校尉,安阳乡侯臣温。101在这一名单中无中领军,乃是因当时未设此职。如上文所述,中领军许允因与反对司马师的未遂政变有染,被徙乐浪而死于道。不论当时许允是否已被徙,未任中领军是可以确定的。不过,很快便又恢复了中领军之职。在西元256年至265年近十年间,中领军长期不设,可能由中护军代行其职,则当时的禁卫武官组织系统中,中领军被中护军所取代,五校及武卫,中坚,中垒将军等隶于中护军。其时的禁卫武官组织系统可表述为:武卫将军中坚将军中护军/护军将军中垒将军五校而在魏末羊祜为中领军,则在上表中将中护军/护军将军替换为中领军/领军将军,即为其时禁卫武官组织系统。99宋·洪适,《隶释·隶续》,卷19《魏公卿上尊号碑》,页186;清·王昶,《金石萃编》,卷23《魏上尊号碑》。姓名据王昶考释。
100汉·班固,《汉书》,卷19上《百官公卿表序》及注,页737,738。
101同注37,注引《魏书》,页129。参:《三国职官表》,卷中,页1472-1477;同注99,王昶有关考释六,结
论通过以上考察,本文的要点可归结如下:曹魏时期领军将军/中领军「掌内军」,为禁卫长官。领军所掌之内军即守卫宫城内的禁卫军,史载其下辖五校,中垒,武卫三营,但实际上因政局变迁而并非曹魏一代一直如此。领军将军「资轻者为中领军」,曹魏一代中领军为制度常态,领军将军则少见。领军担任者主要为当权者之亲信,前期多为宗室曹氏及其姻亲夏侯氏等家族出身者,后期则为司马氏及其姻亲,表明掌握禁卫军权在当时政治中的重要性。曹魏可能有三次不设领军之职,而由护军代行其职,尤以魏末近十年间最为突出。曹魏时期护军将军/中护军「掌外军」,是仅次于领军将军/中领军的禁卫长官。护军所掌之外军即守卫京城的宫外禁卫军。护军将军「资轻者为中护军」,与领军一样,中护军亦为制度常态,而护军将军则少见。史载曹魏护军隶领军,但从史料中无丝毫反映看,其说颇为可疑。而且曹魏一代领,护军地位并非一成不变,司马氏利用护军力量消灭曹爽而专政,为保卫司马氏专权者,中护军地位大大加强。中护军甚至曾一度负责宫城内禁卫。曹魏后期,中护军可能取代中领军而统率宫城内外禁卫军。曹魏五校领有营兵,为负责宫内禁卫的实职禁卫武官。与汉代五校负责宫城周边之禁卫比,曹魏五校机要性有所增强。五校担任者,前期以帝室亲信特别是外戚为主,后期多为司马氏及其亲信。曹魏前期武卫将军掌殿内禁卫,是仅次于中领军的宫内禁卫长官。司马氏专政后,武卫将军地位被削弱,仅见一人担任其职。中垒将军在曹魏一朝极少见,其始设当在明帝时,于曹爽专政时被废,司马氏专政后恢复中垒营,又有中坚营,分别由中垒,中坚将军主之。曹魏还可见到后世属于禁卫「六军」的骁骑,游击将军,应属魏明帝加强禁卫时临时设置,并非一代定制。曹魏护军除掌外军外,还「主武官选」,其所主选之武官主要为牙门将,百人督之类低级武官,而非王朝整个武官系统。古今均有人认为领军亦主武官选,但其说难以为史料所证实。典志载曹魏禁卫武官的组织系统是:领军主五校,中垒,武卫三营,护军隶领军。实际情况并非如此。黄初四年前仅有四校,中垒营始设于明帝时而一度被曹爽所毁,又曾临时设置中坚,骁骑,游击等将军,似亦应隶属于领军系统。护军隶领军之说并无任何史料佐证,至少曹魏后期司马氏专政时领,护军地位相当,甚至中护军一度取代中领军,自然更为重要,不可能是护军隶领军。而且二者职掌也有明确的区别。曹魏时期可能已像后代一样,领,护军分掌内,外军,共同维护以宫殿-宫城-京师安全保卫,二职虽密切相关,但并无隶属或主从关系。

3.据《三国志·魏书·王基传》:当时司马昭对自己统率的军队可以直接

晋武帝即位后,又进一步改革一方面虽按旧制加叔祖父司马孚“都督中外诸军事”,另一方面又任命另一心腹、曾出卖高贵乡靠司马氏的王沈为骠骑将军,“统城外诸军事”王沈死后,又以另一心腹太尉荀顗“都督城外牙门诸军事”。从这些任命中似乎可以这样推定,自此以后都督中外就不包括城外诸军,只总管洛阳城内宫城内外的军队了。因为城外诸军既已分别由四护军统率,其上又有了王沈或荀顗都督,就不可能再来一个都督中外在上面叠床架屋同时,司马孚官太宰,荀顗官太尉,王沈拜骠骑将军,地位虽略有高低之别,但俱极尊贵,恐怕不可能在任命司马孚之后,又让王沈、荀顗去受他统辖。如果上述分析不错,则楚王玮的都督中外就更谈不上与城外诸军有什么关系了

[49]《三国志·魏书》诸夏侯、曹传末评曰:“夏侯、曹氏世为婚姻”,全是“亲旧肺腑”

王敦:任江、荆等州都督,举兵反,永昌元年打进京师建康,自封丞相、都督中外等职。他当都督中外,虽然每月要护军将军上报中外兵数,似乎不完全是挂名,可是从他仅注意安排兄弟子侄为重要地区都督、州刺史,以培植势力,控制京师,对中外诸军将领则听凭朝廷选用,未加干预来看,他并未真把中外诸军放在眼里。自封都督中外,主要意图仍在提高声望。

[85]三都大官掌折狱,见严耀中《北魏三都大官考》,《中华文史论丛》1983年第1期,

[76]《十六国春秋辑补》卷六十七《后凉录》

都督中外诸军事的意思是,都督宫城内外的军队

总之,《宋书·百官志》所载都督中外,不能把它权力夸大,其实它只能总管京师的一切中央军,而并不涉及地方,

[53]明帝神智昏聩,已失去主见,受刘放等任意摆弄,见《三国志·魏书·明帝纪》注引《汉晋春秋》,以及《刘放传》

[社会]中国军事人物――朱德

2019-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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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中国人民解放军主要创建人和领导人,军事家。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至1939年间,先后兼任过第二战区东路军总指挥和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1941年曾负责领导军事教育委员会并兼任军事学院院长,1946年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人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并继续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朱德协助毛泽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建和发展,做了大量工作。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俗语。其主要着作收入《朱德选集》。

据《晋书·王敦传》,他的前述疏文送到建康后,王导“封以还敦,敦复

宗爱:乃宦官,兴安元年暗弑太武帝,矫皇后令,杀贵族大臣,立吴王余。吴王余以爱为大司马、大将军、太师、都督中外等,在这之前,长期不设都督中外,之际忽然设立,除提高声望外,或许宗爱还想行此汉制,借以控制京师全部军队,所以称他“兼总戎禁”,可是八个月后吴王余、宗爱全被杀,此制并未固定下来

然而大体上也就从西晋开始,都督中外又逐渐产生向虚衔、荣誉头衔转化之趋势原因就在于:在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下,在京师设一个总管宫城内外全部军队的长官,事实证明,对皇权来说,潜在的危险性是很大的当然,如果人选特别忠实可靠,皇帝年龄大、威望高,能驾驭他,都督中外对巩固皇室确实极管用,这就是为什么魏文帝创立这制度的原因所在可是在勾心斗角,争权夺利的封建统治集团中,这样的人很难找;特别是当老皇帝故去,新皇帝即位是个小孩子的时候,他仍能一如既往,忠贞不渝,就更加难上加难从曹魏的全部历史看,五名都督中外,除曹真外,他如曹爽、司马懿、师、昭,没有一个是“纯臣”,没有一个不是利用这一职位作威作福,玩天子于股掌的而且曹真也因为碰到的是“政自己出”的文、明二帝,[60]若皇帝是个小孩子,由他辅政,他会怎么变化,也难逆料魏文、明二帝大权独揽,令行禁止,根本想不到看来十分忠诚的“亲人”、大臣掌握大权后,一旦条件改变,便会换成完全不同的另一副面孔。也就是说,他们只看到都督中外之利,而没看到弊,所以坚持这个制度,晋武帝则不同,他不但亲眼目睹在一定条件下都督中外对皇室的威胁,而且不是别人,正是他的祖父、伯父、父亲两代凭借这一职位,耍尽两面派手法,给西晋代魏打下了基础。现在他当皇帝了,怎么能毫不顾虑别人当了都督中外会故伎重演,请君入瓮,来对付自己的子孙呢?当然,如果他的儿子十分能干,能控制大局,晋武帝恐怕也不见得不会积极推行这一制度,作为保卫京师、宫城的主要支柱,然而事实是他的太子司马衷是,皇孙司马遹年龄又小,不具备巧妙驾驭人才的条件,大概就和这种考虑有关,晋武帝在位二十六年中,只在泰始元年任命司马孚为都督中外,八年后孚死,即不再设而司马孚就任时已八十五岁,如前所考,城外诸军又不归他统辖,都督中外的作用和曹魏相比,显然削弱了。晋惠帝以后,从杨骏开始,凡都督中外,不是自封,便是矫诏而得,不能代表正常情况下以西晋皇帝为首的统治阶级意志。贾后懂得这里面的利害关系,所以以设计杀掉杨骏之后,她虽不得不暂时以汝南王亮和卫瓘辅政,却没有都督中外之任命,而由她借惠帝之名,暗中操纵中外诸军,最后通过掌部分宿卫禁兵的北军中候楚王玮杀掉亮、瓘,再以矫诏罪杀掉玮,从而把中央军权、政权全夺到自己手中,

[57]明帝本用燕王宇,曹爽取代带偶然性,威望、资历均不够,故需司马懿支持《三国志·魏书·曹爽传》开始“不敢专行”,根本原因当在此

桓温:本为荆州等八州都督,力量超过京师,朝廷惮之。兴宁元年加温大司马、都督中外,主要目的在以荣誉头衔加以羁縻,并不真愿意他入京供职,同时也知道他决不肯放松对根据地荆州等的控制而入京,桓温也明白这一意图,八年中未曾到过建康,[66]仅担了一个空名

都督中外在制度上既不管地方上军队,则“中外”二字何所指?

从曹魏开始正式建立的都督制度,对魏晋南北朝政治、军事影响极大,其中“都督中外诸军事”又有它的特殊性。然因史料语焉不详,长期以来甚至“中外”的范围都没有定论最近读史,对这一制度略有体会,兹连同关于其性质、作用的我见,一并写出,以就教于方家,

将相隔二十多年的元云与元干事联系起来,可以推定,他们的都督中外很可能只是荣宠。元云平日实际只掌中都坐大官折狱事,中外诸军事务分别总于皇帝;有了战争,中外诸军另有留台尚书兼管,自己则被派出征讨。至于元干之所以拜都督中外,大概是因为孝文帝感到自己连年征讨在外,主要负责留台的李冲、李彪虽然忠诚,毕竟是汉人;对任城王澄又有些顾虑,[87]元干德才虽差,但毕竟是亲弟,给他一个很高荣誉衔,多少过问一些留守事务,是可以起到牵制作用的。

叙官》,指王室或中央的军队,在晋代便是领军、护军、左卫、右卫、骁骑、

更重要的是:说曹真都督中外包括地方上军队,还有一个明显矛盾即在曹真升都督中外后几个月,魏文帝发兵讨伐孙权,在这次战争中,曹真不但没能都督中央和地方上一切军队,而且也不是主力,只不过被派去和征南大将军夏侯尚一起,攻打长江上游的南郡,相当于一支起牵制作用的偏师。而曹休却担任主攻,率二十余军指向吴都建业不仅如此,曹真与夏侯尚也只是平行关系,谁也无权都督谁[7]如果肯定都督中外总管中央和地方上一切军队,这些现象便难以解释

[41]孙吴无都督中外,参洪饴孙《三国职官表》《三国志·蜀书·李严传》任“中都护”,“统内外军事”,当亦是以宫城为内外界限同书《姜维传》以卫将军“加督中外军事”,其“中外军”,因无其他材料,无法肯定何所指,

[55]创立都督中外,本为集中兵权,防止“不相为服”,故文帝只用曹真一人。明帝原用燕王宇为主要辅政大臣,估计心目中也是以他一人为都督中外,用两人,和上引《孙资别传》矛盾。

[14]再如《晋书·礼志下》“成帝咸和中,诏内外诸军戏兵于南效之场”,亦“外军”非地方上军队之强证

第一,早在汉代,保卫京师的中央军即以宫城内外划分界限。[24]南军保卫宫城,由卫尉统率。《汉书·百官公卿表》卫尉下师古注引《汉旧仪》:“卫尉寺在宫内;”胡广云“主宫阙之门内”,北军则保卫宫城外京师地区,由中尉统率[【宝马娱乐】曹魏禁卫武官制度考论。25]《北堂书钞》卷五四引韦昭“辨释名”曰:“执金吾本中尉,掌徼循宫外,司执奸邪”《续汉书·百官志四》执金吾下刘注引胡广曰:“卫尉巡行宫中,则金吾徼于外,相为表里,以擒奸讨猾”全都宫内、宫外对举

作者提供,刊《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百年学术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页221-241

[51]《三国志·魏书·明帝纪》景初二年注引《汉晋春秋》

[38]《晋书·宣帝纪》、《晋书·景帝纪》

[2]《资治通鉴》卷七十七甘露二年:州泰下还有徐州刺史胡质

[1]为省篇幅,往下都督中外诸军事,一般省称都督中外。

2.司马懿发动政变后,如前所述,乘曹爽兄弟不在之机,派人摄领中领军等营,加上自己所统,几乎控制了全部中外诸军这是曹爽不敢接受桓范关于奉齐王芳幸许昌,征四方兵,进行对抗的根本原因,而司马懿其所以能做到这一点,固然和假借皇太后令有关,但更重要的恐怕还在于他本是辅政大臣,都督中外,所以从调兵遣将,“部勒兵马,先据武库”,完成对宫城内外控制,并委派人篡取曹爽兄弟原统率的禁兵,一直到率军出屯洛水浮桥,准备抗击城外曹爽的反扑,很少遇到阻力

[27]尚书下舍也在宫城内,是尚书入宫值宿、下班后休憩之地,离禁中较远,

《三国志·魏书·刘放传》注引《孙资别传》:“帝诏资曰:吾年稍长,又历观书传,中皆叹息,无所不念图万年后计,莫过使亲人广据职势,兵任又重今射声校尉缺,久欲得亲人,谁可用者?”孙资在对答中提到魏文帝也重视此事:“始召曹真还时,亲诏臣以重虑。及至晏驾,陛下即阼,犹有曹休外内之望,赖遭日月,御勒不倾,使各守分职,纤介不间。以此推之,亲臣贵戚,虽当据势握兵,宜使轻重素定若诸侯典兵,力均衡平,宠齐爱等,则不相为服……今五营所领见兵,常不过数百,选授校尉,如其辈类,为有畴匹。至于重大之任,能有所维纲者,宜以圣恩简择,如、刘章等一、二人,渐殊其威重,使相镇固,于事为善。”对此,“帝曰:然”,并命孙资推荐这样的大臣。

王导;第一次任命在建武元年,如前所述,王敦并不把它视为重用,仍然抱怨王导“顷见疏外”[65],建议免去他都督中外等职,以免徒招“讥谤”可见都督中外不但谈不上总管地方上的军队,而且在京师实权也不大,主要意义当在荣誉,其任命只不过是晋元帝对王导实际疏外、削权之后,表面装出的一种重用姿态而已。第二次任命在咸康四年。如前所述,时庾亮作为江、荆等六州都督,出镇武昌,遥执朝廷之政,据说还要“举兵内向”,而王导无可如何,竟作了让出宰相位子的准备。这又证明他这次加都督中外,虽不见得有上次任命那样复杂的背景,恐怕也不过是晋成帝对他所表示的宠遇,实际权力同样是不大的

同书《太祖纪》:天兴三年连下诏,要求贵族大臣、地方长官“绝奸雄之僭肆,思多福于止足”,指出即便位居台辅,也“在人主之所任耳,用之则重,舍之则轻”这些人须知这样一个道理,即“量己者,令终而义全;昧利者,身陷而名灭”。这些诏书和前述言论、行径完全一致。

同书《毋丘俭传》:举兵反,“大将军统中外军讨之。别使诸葛诞督豫州诸军从安风津拟寿春,征东将军胡遵督青、徐诸军出于谯、宋之间,绝其归路。大将军屯汝阳,使监军王基督前锋诸军据南顿以待之”

元寿乐:兴安元年在吴王余、宗爱死后,因对文成帝“有援立功”,被拜都督中外,可是一个月后便因与另一拥立有功大臣“争权”,并赐死自此又是十四年不设此官。

[74]以上分别见《十六国春秋辑补》卷三十八《前秦录》、卷九十《南凉录》

由此可见,仅从王敦疏中“六军”用语,也可看出都督中外并不能总管地方上军队。

一切军队?而且即使成帝任命,以作事“愦愦”自诩,善于息事宁人的王导,眼

[85]三都大官掌折狱,见严耀中《北魏三都大官考》,《中华文史论丛》1983年第1期,

、领中书监、录尚书事、扬州刺史其所以说他总管不了地方上军队,证据有

在曹魏一代,都督中外是实职武官,如果不计统治集团内部斗争即司马氏利用它给篡位作准备这一因素,它的确起了巩固京师地区统治秩序,进而稳定全国政局的作用

其次,据万斯同北魏及东魏将相大臣年表,自兴安元年至东魏亡,前后仅有都督中外九人,即宗爱、元寿乐、元云、冯诞、元干、尔朱荣、高欢、高澄、高洋,万表漏载二人,即孝文帝时之元勰,及前废帝时之尔朱兆[81]

第二类属于君权不张,但都督中外尚是实职的情况。如石遵夺取后赵君位时依靠石闵兵力而成功,不得已以他为都督中外,录尚书事,“辅政”。“闵既为都督,总内外兵权,乃怀抚殿中将士,……树己之恩”,终于杀掉石遵,经过激烈内部斗争,夺得君位。再如前凉王张玄靖立,年幼,宗室张瓘自为都督中外,为将军宋混所败。玄靖乃以混为都督中外,“辅政”宋混兄弟因此“擅权”,“玄靖虚坐而已”后宋混等被杀,玄靖叔父张天锡在内部斗争中胜利,乃以天锡为都督中外,“辅政”。天锡“专掌朝政”,害玄靖自立[75]这些都督中外,虽起了和第一类情况相反的、控制或篡夺君权的作用,类似当年的司马氏,但他们都是在地位尚未十分巩固之时,争取以都督中外身分辅政,进一步夺取大权,这就证明这一头衔仍是实职,基本上还不是虚衔

;另一解是对王敦并无都督关系,但因二人俱琅邪王氏,且为从兄弟,敦已统

从曹魏的全部历史看,五名都督中外,除曹真外,他如曹爽、司马懿、师、昭,没有一个是“纯臣”,没有一个不是利用这一职位作威作福,玩天子于股掌的而且曹真也因为碰到的是“政自己出”的文、明二帝,[60]若皇帝是个小孩子,由他辅政,他会怎么变化,也难逆料魏文、明二帝大权独揽,令行禁止,根本想不到零式中国看来十分忠诚的“亲人”、大臣掌握大权后,一旦条件改变,便会换成完全不同的另一副面孔也就是说,他们只看到都督中外之利,而没看到弊,所以坚持这个制度

[13]见《资治通鉴》卷九十二元帝永昌元年、明帝太宁元年

[12]参《世说新语·政事》“丞相末年略不复省事”条,

[86]《魏书·吕罗汉传》:献文帝出讨蠕蠕,吕罗汉“与右仆射南平公元目振都督中外军事”。此处“都督”当是总管之意,并非官拜都督中外,因二人原官与都督中外相差二至三阶(吕罗汉镇西将军,依太和第一职令,位从一品下,上有从一品中、上,离第一品下之都督中外,差三阶;元目振尚书右仆射,从一品中,也差两阶),不可能无功一下超迁;而且同时任命两个都督中外,北魏也无此先例。当因二人“掌留台事”(《资治通鉴》卷一百三十二明帝泰始六年,因而分别总管中外诸军,保卫京师。

在北周,也有自己的特点。大约从西魏大统元年到北周建德元年为止,皇权一直不振实际上执掌大权,并自封都督中外等职的宇文泰,以及后来的宇文护,开始和尔朱荣、高欢等人手段相同,将直属自己的大量军队,与少量中央禁军区别开来,[91]主要依靠前者稳固整个统治,而中央禁军只是用来控制西魏皇帝的。[92]

1.自魏文帝即位以来,大司马、大将军这两个最高武职,一直以曹姓子弟充任。明帝太和四年破格提拔司马懿为大将军,然至青龙三年又突然将他降为太尉,大概就是为了空出来,准备必要时任命“亲人”的。

首先,据《魏书·官氏志》所载太和年间两个“职令”,其“都督中外诸军事”,官位虽甚高,却是虚衔、荣誉衔。因为在这两个职令上,它前面是仪同三司、开国县公,后面是特进,诸开府,无一不是这类官爵,则介于其间的都督中外,性质自当相同。当然,两个职令均定于太和年间,时间稍晚,可是联系道武帝后长期不设此官,从兴安元年起设立了,数目也很少,且未见一例可以证明已形成都督中外拥有实权的制度,则据此推定太和职令这种规定乃长期习惯之制度化,是有理由的。

前秦8:苻雄、苻法、王猛、苻睿、苻晖、苻融、王永、苻纂。

[35]“四护军”,钱仪吉《补晋兵志》疑为“中护军”之误,何兹全先生已驳之,见《读史集》魏末城外诸军一直由中护军贾充统率,现在分由四护军统率,是在为下一步改革作准备,

昭也”[16]这也表明,至少制度上王基等地方上军队,并不归都督中外司马

作者提供,刊《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百年学术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页221-241

一种是尔朱荣、兆、高欢、澄、洋五人,当时京师洛阳、邺已无重兵,[82]他们都主要依靠自己的地方军队遥控京师和皇帝如尔朱荣靠的是以契胡族为主的并、肆诸州军队;高欢靠的主要是六镇起义后屡经演变,最后驻扎在并州一带的鲜卑军队。两人掌权虽时间相隔数年,但都常住根据地晋阳,而对京师、朝廷实行“遥制”[83]。所以其都督中外的头衔,和南朝诸篡位前权臣几乎一样,是自封,以提高声望,作为篡位阶梯这就是说,其性质与太和职令规定一致,是虚衔、荣誉衔。

[63]《资治通鉴》卷八十九愍帝建兴三年,

州诸军事。尽管二人关系亲密,晋元帝也决不会让资历、官位居前,特别是重

其次,任命发表后,王导“以敦统六州,固辞中外都督”此话可以两解。一是都督中外确总管一切军队,王导认为让自己都督王敦,很不合适,所以推辞;另一解是对王敦并无都督关系,但因二人俱琅邪王氏,且为从兄弟,敦已统六州,自己不能再都督中外,以免招来猜忌我认为,后一解正确。

十六万理解为中央军,再加上王基、陈骞、石苞、州泰、胡质等地方上军队,

[13]见《资治通鉴》卷九十二元帝永昌元年、明帝太宁元年

也正因此故,当刘裕统一了南燕,了卢循、徐道覆起义,消灭了政敌刘毅、司马休之,在统治集团中地位进一步稳固之后,为了借以提高声望,给篡晋造舆论,便于义熙十二年自加“中外大都督”(即“都督中外诸军事”[68],都督上再加“大”,表示地位更高一等)。当年司马睿曾在加“丞相、大都督、督中外诸军”之后数年即位为晋元帝,刘裕大概有鉴于此,也在加中外大都督后两年又自为“相国”,又两年而篡晋,从而把都督中外变得和“非复人臣之位”的相国一样,[69]成为篡位的阶梯,这正是它虚衔、荣誉衔的性质,在一定条件下发展的必然结果,

[60]《三国志·魏书·明帝纪》景初三年注引孙盛曰,

这里一共提到了三个都督中外[1],依上下文意,其“中外”一般理解为中央和地方就是说,都督中外乃是总管中央和地方上一切军队的官衔,

第一,曹魏文、明二帝“图万年后计”,十分重视“兵任”,力图把它交给同姓亲人掌握[42]

[57]明帝本用燕王宇,曹爽取代带偶然性,威望、资历均不够,故需司马懿支持。《三国志·魏书·曹爽传》开始“不敢专行”,根本原因当在此。

都督中外诸军事这一制度,最早、最有权威的记载,见于《宋书·百官志》,它说:魏文帝黄初三年“上军大将军曹真都督中外诸军事,假黄钺,则总统外内诸军矣,……高贵公正元二年都督中外诸军,寻加大都督……晋江左以来,都督中外尤重,唯王导居之,宋氏人臣则无也”。

王敦:任江、荆等州都督,举兵反,永昌元年打进京师建康,自封丞相、都督中外等职,他当都督中外,虽然每月要护军将军上报中外兵数,似乎不完全是挂名,可是从他仅注意安排兄弟子侄为重要地区都督、州刺史,以培植势力,控制京师,对中外诸军将领则听凭朝廷选用,未加干预来看,他并未真把中外诸军放在眼里自封都督中外,主要意图仍在提高声望

在北方,从五胡十六国到北朝,模仿汉制的结果,都督中外的性质和作用,同样经历了握有实权和向虚衔、荣誉衔的转化过程

现在来探讨一下“都督中外”在魏晋时期所起的历史作用。

[97]王仲荦:《北周六典》,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519——524页,

[17]如越智重明《领军将军与护军将军》一文即持此见解,载《东洋学报》44卷1号,

而宇文泰则是由于特殊条件,实行了府兵制,在自加诸荣誉头衔的同时,改为以“中外府”为这种实权机构,因而似乎和都督中外总的发展趋势矛盾从本质上说,它们都不符合君主制度的需要,都不能看作一般发展规律,都不是正常官制正因如此,北周武帝于建德元年杀掉权臣宇文护之后,便立即“罢中外府”[100],将中外诸军的最高都督权,夺到自己手中,和一般情况下的南朝皇帝相同而在北周宣帝死,静帝即位年幼,权臣外戚杨坚夺取北周江山,都督中外再一次充当篡位阶梯之后,在君主制度恢复正常状态的隋代,便被废除了,并且就制度言从此永远退出了历史舞台,

我们有充分理由认为:如果曹真都督中外确是总管中央和地方上一切军队,则其资历、地位、威望一般说也应略胜其他统军大将一筹。事实是不是这样的呢?否

也正因如此,到西晋时尽管都督中外权力已经削弱,外戚杨骏辅政,为稳定政局,仍要自封自司马孚以后长期未任命的都督中外,并“多树亲党,皆领禁兵”[59]。楚王玮发动政变消灭汝南王亮,矫诏召三十六军,也要自称“受诏都督中外诸军”;赵王伦篡位前,为控制京师,也要矫诏自封都督中外。这一制度对魏晋政局影响非同小可,于兹可见。

,一来地方上每月上报兵数,在当时条件下恐无此可能;二来也无此必要因

[53]明帝神智昏聩,已失去主见,受刘放等任意摆弄,见《三国志·魏书·明帝纪》注引《汉晋春秋》,以及《刘放传》。

[39]以上参《晋书·贾充传》、《三国志·魏书·高贵乡公纪》及注

这里已不提都督中外,当已免去;即使形式上暂时未免去,是史书失载,可是任行台尚书令,与都督中外保卫京师、宫城之职掌,也是不能相容的,除非后者是虚衔最后,从这以后直到高宗兴安元年,凡五十四年都不见都督中外之设。分析其原因,很可能是道武帝于皇始年间征后燕过程中,“初拓中原,留心慰纳,诸士大夫诣军门者,无少长,皆引入赐见,存问周悉”[80]。一时受了他们建议的关于魏晋以及汉化了的十六国官制的影响,设了都督中外,随即发觉在制度上、历史上它权力太重,不适合北魏当时急需加强君主,削弱贵族、臣属权力的形势,于是不声不响将它罢去,继位者沿之,一直中断了半个多世纪,

且守。……今四军五校有兵者,及护军所统外军,可分遣二军出,并屯要处。

同书《卞壸传》:苏峻称兵攻入京师,“放火烧宫寺,六军败绩”,这是与豫州等军队对举。

以汤球《十六国春秋辑补》一书中所见都督中外为主,漏载者二人,以万斯同、缪荃孙的《十六国将相大臣年表》、《百官表》补之,共得38人:

后赵7:石弘、石邃、石斌、张豺、张离、石遵、石闵

[16]如魏帝不在军,司马昭虽可指挥地方上的军队,大概靠的是“承诏”,而不是都督中外的身分。证据是:在这之前司马师征毋丘俭,魏帝虽未在军,但他指挥王基仍通过“诏”,即“承诏”;王基也把这种指示叫“君令”,见《三国志·魏书·王基传》“承诏”一语,见同书《王凌传》。

[96]《周书·晋荡公护传》:“自太祖为丞相,立左右十二军,总属相府”,按永熙三年宇文泰已拜丞相,大统元年又拜大行台,疑开始以相府掌管直属军队,后因长期与北齐打仗在外,便以大行台出面。二者是一套班子,两种称呼。

首先,曹真升都督中外之时,曹仁还没有死。据《三国志·魏书·曹仁传》,他是曹操从弟,比曹真高一辈;屡立战功,遵守法令,颇有威望,官位也高过曹真,曹真升都督中外之前原任都督雍、凉州诸军事,军号为镇西将军,二品;而曹仁已是都督荆、扬、益州诸军事,军号为大将军,一品。[5]当时曹真并无大功,曹仁亦无大过,为什么要让官位本高的曹仁在军事上听命于晚一辈的曹真呢?

1.《张华传》“内外兵扰”之“内外”,和上引杨太后看到“内外隔塞”之“内外”,无疑是一个意思,指宫城内外。当时楚王玮在宫外调动大量军队,攻杀汝南王亮、卫瓘等,宫内外人心惶惶是不奇怪的,正因如此,张华建议“使外军解严”之“外军”,也不可能单指城外军队,而应泛指宫城外军队(《楚王玮传》此事作“遣殿中将军持驺虞幡使外军解严”,“中”、“外”相对,更清楚)

[6]《金石萃编》卷二三《上尊号碑》上,曹真名次排在曹休前,不知何故但据《三国志·魏书·明帝纪》,即位之初迁曹休为大司马,位在大将军曹真前,可见即使“上尊号碑”无误,也大体可断定两人不相上下,因而也没必要在军事上让曹线]以上参《三国志·魏书·曹休传》、《曹真传》、《夏侯尚传》,又《三国志·吴书·吴主传》黄武元年

[73]少数族君主主动任命汉人为都督中外,十六国只此一例外。当因王猛在强大氐族贵族势力中,除了忠于苻坚,别无他路,

基于以上原因,可以推定,曹真之都督中外,决不可能拥有总管中央和地方上一切军队的权力,应该只有权都督京师中央军。

不仅如此,有实权的官他还抢着当。如扬州刺史王谧死后,朝议本准备用他后来的政敌谢混,他的心腹刘穆之劝谏说:“扬州根本所系,不可假人,……今若复以他授,便应受制于人,一失权柄,无由可得。”[67]刘裕依计,硬把扬州刺史夺到手中。这个官掌管京师建康周围一州的财政、民政,也有一些军队。在建康没有驻扎其他重军条件下,控制了扬州,差不多也就基本上等于控制了朝廷所以对这个位子,刘裕毫不客气由此可以推定,上次他辞掉都督中外,很可能是因为它荣誉虽高,却无实权,过早取得,树大招风,容易给政敌以口实,有害无益

[77]唐长孺:《拓跋国家的建立及其封建化》,《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三联书店1955年版,

《晋书·温峤传》:都督荆、江等六州诸军事王敦,“举兵内向,六军败绩”这是与荆州等州军队对举。

[96]《周书·晋荡公护传》:“自太祖为丞相,立左右十二军,总属相府”按永熙三年宇文泰已拜丞相,大统元年又拜大行台,疑开始以相府掌管直属军队,后因长期与北齐打仗在外,便以大行台出面。二者是一套班子,两种称呼,

最后,黄初三年前后,正是魏文帝厉行君主的颠峰时期。一方面政治上“三公无事,又希与朝政”[8];另一方面军事上数次南征或南巡,都亲自出马,大权独揽,直接部署指挥在这种情况下,怎么会忽然要设立一个总管中央和地方上一切军队的都督中外呢?这也是很难说通的。

如所周知,北魏拓跋鲜卑在诸入塞少数族中本来最落后,因为脱离氏族社会不久,旧的鲜卑贵族势力一直很强大。[77]道武帝即位,渐行汉化,为了巩固新的君主制度,也因为接受了五胡十六国篡夺频仍的经验教训,对贵族大臣猜忌逐渐加深:

[49]《三国志·魏书》诸夏侯、曹传末评曰:“夏侯、曹氏世为婚姻”,全是“亲旧肺腑”。

[60]《三国志·魏书·明帝纪》景初三年注引孙盛曰

[25]中尉之“中”,应是“中都官”之“中”,而非宫中之中。中尉以保卫中都即京师而得名《汉书·百官公卿表》司隶校尉下师古注:“中都官,京师诸官府也”。

“并统六军”,容易招致“讥谤”,建议免去他都督中外等职

第四,明帝即位不久,为了对付诸葛亮的北伐,不得不把曹线]代替“性无武略,而好治生”的关中都督夏侯茂,[47]改任关右都督,从而使都督中外这个位子空了出来。可是这并不意味明帝不重视它,很可能是一时找不到合适人选。当时曹休、曹真处于抵御孙吴、蜀汉的最前线,“虽云异姓,其犹骨肉”的夏侯尚已死,[48]其他够条件担任都督中外的“亲人”还有谁呢?上引他与孙资的对话,虽然时间稍晚,也多少反映明帝又想“使亲人广据职势”,掌握“兵任”,而又不知用谁的彷徨心情,从《三国志·魏书·明帝纪》、《刘放传》、《燕王宇传》及裴注来看,大概明帝晚年经过再三斟酌,本决心以燕王宇为主要辅政大臣,总统一切,包括都督中外诸军,这有以下蛛丝马迹可寻:

实际就是要他休上这类发牢骚的文书。很显然,这是因为内容不涉及两人利害

[14]再如《晋书·礼志下》“成帝咸和中,诏内外诸军戏兵于南效之场”,亦“外军”非地方上军队之强证

[社会]世界历史十大军事人物?

2019-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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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沃洛夫俄国历史上的第一名将.他在俄土战争中屡建奇功,他在远征意大利时大败法军.他是拿破仑时代唯一一个能于拿破仑相匹敌的统帅.可历史却遗憾地没有能给他们正面交锋的机会.汉尼拔孤胆英雄.与罗马的战争中,他率领六万人插入罗马境内,孤军奋战,屡创奇迹.坎尼一役更是把他的生命推上的巅峰.他的名字让人尊敬

以上表明,无论从太和职令规定,或者从十一个都督中外的材料,以及正常情况下不再生拜的特点分析,都不能排斥兴安元年以后至魏末都督中外的虚衔、荣誉衔的性质与作用,

第四,明帝即位不久,为了对付诸葛亮的北伐,不得不把曹线]代替“性无武略,而好治生”的关中都督夏侯茂,[47]改任关右都督,从而使都督中外这个位子空了出来。可是这并不意味明帝不重视它,很可能是一时找不到合适人选,当时曹休、曹真处于抵御孙吴、蜀汉的最前线,“虽云异姓,其犹骨肉”的夏侯尚已死,[48]其他够条件担任都督中外的“亲人”还有谁呢?上引他与孙资的对话,虽然时间稍晚,也多少反映明帝又想“使亲人广据职势”,掌握“兵任”,而又不知用谁的彷徨心情从《三国志·魏书·明帝纪》、《刘放传》、《燕王宇传》及裴注来看,大概明帝晚年经过再三斟酌,本决心以燕王宇为主要辅政大臣,总统一切,包括都督中外诸军,这有以下蛛丝马迹可寻:

如《三国志·魏书·杜恕传》“今者外有伺隙之寇,内有贫旷之民”同书《司马朗传》“外备四夷,内威不轨”,同书《蒋济传》“外勤征役,内务宫室”

诸军事据《晋书·王导传》、《庾亮传》,二人不和,庾亮“虽居外镇,而

综合以上北朝材料,是否可以这样分析:如果说五胡十六国都督中外已开始向虚衔、荣誉衔转化,但往往还是实职武官的话,那么从北魏以后,虽然不是没有机会继续保留实职的性质,终因特殊社会历史条件,鲜卑贵族长期形成的潜在势力极大,如再设立实职的都督中外,新兴的皇权感到威胁太重,加上在南朝它已成为篡位阶梯的影响,而没有成为事实也就是说,作为一种君主制度下的官制,都督中外在北朝完成了向虚衔、荣誉衔的转化,而明白地固定在太和职令上。

围寿春后,军队便不可再移动,以免对方钻空子突围,“上疏曰”云云,“书

前秦8:苻雄、苻法、王猛、苻睿、苻晖、苻融、王永、苻纂

王导拜都督中外另一次在晋成帝咸康四年 [11],这次他也没

同书《张华传》刘卞说:“东宫俊乂如林,四率精兵万人”而从上面引文看,它们也应属宫外军队的一支

《三国志·魏书·诸葛诞传》:举兵反,“大将军司马文王督中外诸军二十六万众,临淮讨之,大将军屯丘头使基及安东将军陈骞等四面合围,……又使监军石苞、兖州刺史州泰等[宝马娱乐,2],简锐卒为游军,备外寇”

[66]这种微妙关系,可再举一事为证:桓温都督中外后不久,又加录尚书事,“召温入参朝政”。温上疏辞,“诏不许,复征温”,及温遵旨至赭圻,“诏又使尚书车灌止之,温遂城赭圻,固让内录……”这说的虽是录尚书事,实际与加都督中外指导思想同,即只给他荣誉,而怕他入京见《晋书·桓温传》

[71]除了篡位需要,只有齐末和帝在江陵建西台,起兵讨伐东昏侯时,以萧颖胄为都督中外(此据《梁书·庾域传》,《南齐书·萧颖胄传》但作“都督行留诸军事”),是个例外可是这也处于非常情况之下,而且实权也握在萧颖胄手中,等于自封,如他不随即病死,历史如何发展,也不可知

前者的“中外军”即后者的“中军”[4],而和“三方兵”对举,《三国志·魏书》还用了“别使”二字明加区别依这些文字,“中外军”仅指京师中央军,并不包括原在地方上的军队,和前引对司马昭的叙述显然不同,

更能说明问题的,是东晋最后一个都督中外刘裕的事。

前凉4:张祚、张瓘、宋混、张天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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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世界历史十大军事人物?

2019-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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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沃洛夫俄国历史上的第一名将.他在俄土战争中屡建奇功,他在远征意大利时大败法军.他是拿破仑时代唯一一个能于拿破仑相匹敌的统帅.可历史却遗憾地没有能给他们正面交锋的机会.汉尼拔孤胆英雄.与罗马的战争中,他率领六万人插入罗马境内,孤军奋战,屡创奇迹.坎尼一役更是把他的生命推上的巅峰.他的名字让人尊敬

制度,而史料又未记载司马昭之时有什么重大变化,则据此便可推定他的都督

[40]以上参《晋书·羊祜传》、《北堂书钞》卷“领军将军”条引王隐《晋书》。

[47]《三国志·魏书·夏侯敦传》注引《魏略》

[11]据《晋书·王导传》,咸康元年还曾被任命都督中外,可是《成帝纪》及《资治通鉴》卷九十五成帝咸康元年这次任命均作“都督征讨诸军事”当时后赵石虎临江,建康震惧,而有此任命,似作“征讨”是,兹从之,

是都督中外确总管一切军队,王导认为让自己都督王敦,很不合适,所以推辞

同书《和跋传》:“世领部落”,后迁“外朝大人”,立功累累。但因“好修虚誉,眩曜于时”,被怀疑收揽人心,有篡位之意,被道武所杀。

[63]《资治通鉴》卷八十九愍帝建兴三年。

后燕5:慕容德、慕容熙、慕容农、冯跋、慕容永。

在北齐,除废帝末常山王演控制全部军政大权,自封都督中外作为篡位阶梯外,整个一代,因皇权强大或能自主,同样都不设都督中外值得注意的是,有个极重要武官叫京畿大都督,设立于魏末,[89]具体掌管京师邺城一切军队,约相当于魏晋以来实职的都督中外所以高欢在东魏自封都督中外等职,居晋阳遥控,另外先后以从弟清河王岳、长子澄为京畿大都督等,在邺城具体把持朝政和军队。这大概是吸取了在这之前因未具体派人控制京师洛阳,魏孝武帝不甘心当傀儡,奋起反抗,西入关中的教训,而采取的措施故《资治通鉴》卷一百六十八文帝天嘉元年胡注:“高欢迁魏主于邺而身居晋阳,以其子为京畿大都督,防遏内外……”,其后高欢死,高澄继其位,自封都督中外等,便以弟高洋为京畿大都督;齐废帝末,常山王演控制朝政,篡位前自封都督中外等,便以弟长广王湛为京畿大都督,[90]指导思想全同这种京畿大都督的设立和存在,便是都督中外进一步脱离实职,变成虚衔、荣誉衔的反映。

首先,曹真升都督中外之时,曹仁还没有死据《三国志·魏书·曹仁传》,他是曹操从弟,比曹真高一辈;屡立战功,遵守法令,颇有威望,官位也高过曹真曹真升都督中外之前原任都督雍、凉州诸军事,军号为镇西将军,二品;而曹仁已是都督荆、扬、益州诸军事,军号为大将军,一品。[5]当时曹真并无大功,曹仁亦无大过,为什么要让官位本高的曹仁在军事上听命于晚一辈的曹真呢?

大体从西晋开始,它的性质逐渐向虚衔、荣誉衔转化,八王之乱后,特别在东晋,京师中外诸军力量削弱这一客观因素又加速了这一过程五胡十六国模仿汉制,都督中外在经历了实职武官,保卫京师,稳定整个政局阶段之后,也呈现同样趋势南北朝彻底完成了这一转化:都督中外变为虚衔、荣誉衔,起的主要也是这类性质官吏所起的作用

最后,把都督中外诸军事的性质和作用概括如下:

[95]大统元年宇文泰已拜都督中外,此处不当再拜都督中外谷霁光先生以为“为”乃衍字,意即这时连都督中外也一起免去,可是这与此后多处出现都督中外属官的记载矛盾(如《周书·达奚寔传》“魏废帝二年,除中外府司马”等),《北史·周本纪上》中华书局标点本校勘记注〔21〕以为原来三个头衔,今指免去丞相、大行台,止留都督中外,可是表示保留还要再宣布“为都督中外诸军事”,此例亦罕见疑“为……事”下脱一“府”字,或当理解为有一“府”字即宇文泰自大统元年起一直为都督中外,但无衙门,只是荣宠;现在罢去丞相、大行台后,新设中外府代替大行台机构来处理具体事务,故用“为”字《周书·王悦传》“改行台为中外府”,亦一侧证。

[62]《晋书·河间王颙传》、《东海王越传》

曹魏情况既然如此,再联系汉、晋制度,应该推定,曹魏“都督中外”之“中外”界限,同样不可能不在宫城内外,

大体从西晋开始,它的性质逐渐向虚衔、荣誉衔转化,八王之乱后,特别在东晋,京师中外诸军力量削弱这一客观因素又加速了这一过程,五胡十六国模仿汉制,都督中外在经历了实职武官,保卫京师,稳定整个政局阶段之后,也呈现同样趋势南北朝彻底完成了这一转化:都督中外变为虚衔、荣誉衔,起的主要也是这类性质官吏所起的作用,

[87]《资治通鉴》卷一百四十二东昏侯永元元年胡注称:元澄极有才干,“孝文外虽容之,内实惮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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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祝总斌:都薄一波与习仲勋督中外诸军事及其性质、作用

如《三国志·魏书·杜恕传》“今者外有伺隙之寇,内有贫旷之民”。同书《司马朗传》“外备四夷,内威不轨”同书《蒋济传》“外勤征役,内务宫室”。

这些全都表明他是以辅政大臣、都督中外的身分上奏和发动这次政变的。如果没有这个身分,政变肯定不会这么顺利。《三国志·魏书·齐王芳纪》:即位后不久,诏将司马懿由太尉升太傅,但“持节统兵、都督诸军事如故”。卢弼集解:既然都督中外如故,“兵权在握,一旦有事,屯兵洛水浮桥,即可为所欲为,爽岂懿之敌乎!”这是抓到了高平陵政变其所以能发动、取胜的实质的,当然,司马懿利用都督中外消灭曹氏势力,是和魏文帝创制意图背道而驰的,但就牢牢控制中外诸军从而控制了京师政局这一点说,他确实了解了魏文帝创制之精髓!

[35]“四护军”,钱仪吉《补晋兵志》疑为“中护军”之误,何兹全先生已驳之,见《读史集》,魏末城外诸军一直由中护军贾充统率,现在分由四护军统率,是在为下一步改革作准备

有没有可能这里的“外营”指城外军队呢?可能性不大,因为这次政变是贾后于夜间派人授手诏给楚王玮,开始发动,至天明而结束,[32]哪里有工夫远到洛阳城外去调兵?而且攻打汝南王亮、卫瓘府也没必要那么兴师动众。何况洛阳都城门天黑即关闭,[33]半夜出城调兵,大量军队进进出出,史料上岂能无一字反映?所以我认为楚王玮矫诏自封都督中外,只不过怕“本军”力量不够,要让宫城内外主要是宫城外一切军队,都听他指挥,来讨伐汝南王亮等,以期必胜而已,并不涉及城外军队

[82]北魏孝庄帝杀尔朱荣,因无重兵,洛阳随即为尔朱兆自晋阳南下的军队攻破,见《魏书·孝庄帝纪》。其后魏孝武帝不甘心当傀儡,与高欢对立,高欢大军自晋阳南下,孝武帝便只得由洛阳逃入关中,见同书《出帝平阳王纪》,《资治通鉴》卷一百六十二武帝太清三年:东魏宰相高澄死于京师邺城,弟高洋执政,“勋贵以重兵皆在并州,劝洋早如晋阳”又卷一百六十八天嘉元年胡注:“高欢建大丞相府于晋阳,文宣席之以移魏鼎,宿将劲兵咸在焉”。

[54]从两人催促明帝以手诏急忙召回司马懿,便可看出他们真正属意的是司马懿,如果真心拥护曹爽或主要拥护曹爽,便决不会提此建议,至少不必这么急于召回司马懿。见《三国志·魏书·明帝纪》景初二年注

[79]骠骑本军号,卫王乃封爵,自不用说。兖豫等六州当时都不在道武帝手中,亦无实际意义。至于左丞相,时在战争中,元仪不断被派出率一部分军队攻城略地,当然也谈不上“辅政”。

据《三国志·魏书·曹爽传》,司马懿在给齐王芳奏文中说:“臣辄敕主者及黄门令:‘罢爽、羲、训吏兵,以侯就第,不得逗留,以稽车驾;敢有稽留,便以军法从事’臣辄力疾将兵屯洛水浮桥,伺察非常”。这里他强调亲自“将兵”,要对稽留车驾者,“以军法从事”;而且屡言“辄”,《资治通鉴》卷七十五邵陵厉公嘉平元年胡注:
“辄,专也懿虽挟太后以临爽,而其奏自言辄者至再,以天子在爽所也”。

[55]创立都督中外,本为集中兵权,防止“不相为服”,故文帝只用曹真一人明帝原用燕王宇为主要辅政大臣,估计心目中也是以他一人为都督中外用两人,和上引《孙资别传》矛盾

《三国志·魏书·诸葛诞传》:举兵反,“大将军司马文王督中外诸军二十六万众,临淮讨之大将军屯丘头。使基及安东将军陈骞等四面合围,……又使监军石苞、兖州刺史州泰等[2],简锐卒为游军,备外寇”

[18]以上事又见《资治通鉴》卷七十五邵陵厉公嘉平元年。

[56]《三国志·魏书·曹爽传》卢弼集解引王懋竑语,他认为二人反目始于正始五年,

[46]也可能是明帝与曹真发生矛盾而有意调出的这从《三国志·魏书·蒋济传》称“往者大臣秉事,外内扇动,陛下卓然自览万机”,似可作此推定。但曹真死,明帝诏夸他“内不恃亲戚之宠”
云云,又与上述推定矛盾。姑以存疑。

[29]《太平御览》卷七二二;晋武帝命荀勖往东宫观太子,“还,盛称太子德更进茂,不同西宫之时也”,即不同幼年居宫城中之时,《晋书·和峤传》“太子朝西宫,峤从入”,即从入宫城。同书《愍怀太子传》:年稍长,“出就东宫”,即出宫城,同书《赵王伦传》:欲篡位,使人“诈为宣帝神语,命伦早入西宫”,即早入宫城为帝同书《齐王冏传》:“大筑第馆,……使大匠营制,与西宫等”,即与宫城建筑规格相等。

[社会]中国军事人物辞典(施善玉等主编·科学技术文献1988年版·精装)-布衣书局

2019-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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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魏书·吕罗汉传》:献文帝出讨蠕蠕,吕罗汉“与右仆射南平公元目振都督中外军事”此处“都督”当是总管之意,并非官拜都督中外。因二人原官与都督中外相差二至三阶(吕罗汉镇西将军,依太和第一职令,位从一品下,上有从一品中、上,离第一品下之都督中外,差三阶;元目振尚书右仆射,从一品中,也差两阶),不可能无功一下超迁;而且同时任命两个都督中外,北魏也无此先例。当因二人“掌留台事”(《资治通鉴》卷一百三十二明帝泰始六年,因而分别总管中外诸军,保卫京师。

2.景初二年十二月明帝病危,立即拜燕王宇为大将军,“属以后事”,并“使与领军将军夏侯献、武卫将军曹爽、骁骑将军秦朗等对辅政”,这五人,曹氏子弟占了三个,夏侯氏与曹氏关系特别亲近,[49]秦朗又是明帝特别喜爱的“佞幸”,[50]所以在明帝心目中这无异于一个亲人顾命班子,从他病一重即毫不犹豫地作此安排,事前连刘放、孙资这样的亲信都未征求过意见看,他是深思熟虑,早已决定了的。正因如此,当刘放在他病危之际装糊涂说:“陛下气微,若有不讳,将以天下付谁?”他惊诧地回答:“卿不闻用燕王耶?”[51]另一面,经燕王宇划策,明帝又下诏命司马懿迅速回关中,不必来洛阳,合观之,又可看出司马懿并不在明帝原来考虑的辅政大臣名单中。如果再联系所定辅政大臣五人都是武官,明帝“使亲人广据职势”,特别掌握“兵任”的指导思想,便体现得十分清楚。在这五个武官中,燕王宇无疑本应以大将军身份“都督中外诸军事”其所以没有正式任命,或许因为这一军权就像录尚书事这一行政权力一样,不言而喻属于主要辅政大臣,可以留给新皇帝去降恩后来辅政大臣改委曹爽、司马懿,他们的“都督中外诸军事”也是在齐王芳即位后得到的,[52]便是证明。

综上所述,《宋书·百官志》提到的三个都督中外,既然早于司马昭的曹真和晚于司马昭的王导,在他们的时代都不存在总管中央和地方上一切军队的制度,而史料又未记载司马昭之时有什么重大变化,则据此便可推定他的都督中外,也不应包括地方上的军队

《晋书·温峤传》:都督荆、江等六州诸军事王敦,“举兵内向,六军败

[33]此制东汉已然。如《后汉书·郅恽传》:为洛阳上东门候,汉光武出猎,“车驾夜还,恽拒关不开”,此夜间城门关闭之证,

[61]《晋书·齐王冏传》:打败赵王伦,“率众入洛,……甲士数十万,……震于京师”纵有夸张,至少说明当时力量超过中外诸军

[94]《魏周府兵制度辨疑》。谷霁光先生则主张中央军以府兵为主体,此外另有禁军,均属都督中外。参《府兵制度考释》第73页。

第五,由于明帝病危之时,刘放、孙资说了燕王宇等人坏线]临时改变了决定,但仍可看出他平日要用亲人掌兵任的思想在起作用。表现为:深知明帝的刘放、孙资虽唆使他撤换了燕王宇,然却不敢单独推荐异姓大臣司马懿,而不得不把掌握禁兵、才干较差的曹爽举为首席辅政大臣,作为掩护。[54]就是说,他们不敢把曹氏子弟全都搞掉和放在次要地位,以防信任亲人的明帝起疑,弄巧成拙,尽管病危的明帝这时或许已失去了这一辨别能力,而在这之后,齐王芳一即位立即下诏以曹爽、司马懿都督中外,正好证明非常时期都督中外在捍卫皇室上的极端重要性,辅政大臣必须拥有这一头衔,这同样体现了文帝创立此制的指导思想当然,都督中外安排两人,很可能不符合文、明二帝本意,[55]但它是当时种种矛盾的调和产物主要即司马懿是惯于征战的老将,而且刚刚消灭辽东公孙渊,威望甚高;而曹爽不但辈分低、资历浅,而且一直当京官,从来没有打过仗;再加上当时两人关系尚算和睦,[56]很可能开始曹爽还想依靠司马懿以巩固自己的地位,[57]于是两个都督中外便出现了如果两人始终和睦相处,或即便反目,曹爽好自为之,由于他是宗室,辅政地位又在司马懿之前,有不少优越条件,是仍然可以安定魏室,不负明帝所托的可悲的是,随着时间推移,他日益忘乎所以,骄奢无度,失去人心,终于被司马懿打翻,不但本人三族诛灭,而且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断送了曹魏天下!而曹爽失败的关键之一正在他没有理解文帝创建都督中外制度的意图,没有牢牢掌握它的权力,固然,他也不是毫未注意,如前所引,“破坏诸营,尽据禁兵”,便多少反映了这一意图问题在于,上面两句话乃司马懿对他的指控,有极大夸张成分,事实上他并未真正“尽据禁兵”;更重要的是,即使在这一方面,司马懿也比他高明得多:

在这之前,宇文泰主要通过“大行台”来统率驻扎和征讨在外的、直属自己的军队;[96]在这之后,可能因为作为中央军、禁军的府兵制已经健全,再用北魏以来指挥地方上军队的“大行台”来统率府兵,名义上显然不妥,于是从这年起,取消了大行台,改由都督中外来总管,并设立了办事机构,叫“中外府”,《周书·王悦传》记载:本为宇文泰大行台尚书,魏废帝二年,“属改行台为中外府,尚书员废,以仪同领兵还乡里”。这样便使都督中外在声望极高的同时,又拥有了实权史载中外府配备属官颇多,如长史、司马、参军等,分别掌管中外诸军各项事务[97]

《三国志·魏书·程晓传》“今外有公卿将校总统诸署,内有侍中尚书综理万机”,同书《钟会传》:迁司隶校尉,监察宫城外京师地区,称“外司”,它与监察宫城内违法行为的御史中丞,合称“内外有司”[20]《晋书·傅咸传》“宫内禁防,外司不得而行,故专施中丞。……内外众官谓之百僚,……中丞、司隶俱纠皇太子以下,则共对司内外矣,不为中丞专司内百僚,司隶专司外百僚自有中丞、司隶以来,更互奏内外众官……”

元寿乐:兴安元年在吴王余、宗爱死后,因对文成帝“有援立功”,被拜都督中外可是一个月后便因与另一拥立有功大臣“争权”,并赐死。自此又是十四年不设此官。

作者提供,刊《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百年学术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页221-241从曹魏开始正式建立的都督制度,对魏晋南北朝政治、军事影响极大,其中“都督中外诸军事

[76]《十六国春秋辑补》卷六十七《后凉录》。

元云与元干:献文帝天安元年,任城王云“拜都督中外诸军事、中都坐大官,听理民讼,甚收时誉”。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只提元云为中都坐大官所起折狱作用,[85]而不及都督中外又《资治通鉴》卷一百三十二明帝泰始六年蠕蠕犯塞,献文帝亲征,以京兆王子推等督诸军出西道,任城王云等督诸军出东道,汝阴王天赐等督诸军为前锋,陇西王源贺等督诸军为后继,元云竟被派出征讨,至于都督中外诸军,保卫京师、宫城的任务,另有殿中尚书吕罗汉与尚书右仆射元目振组成尚书留台承担,与他无干。[86]

《资治通鉴》卷七十六高贵乡公正元二年:司马师“率中外诸军”讨毋丘俭句下胡注:“中,谓中军;外,谓城外诸营兵”此说为后来一些学者接受,并用以解释整个曹魏、西晋的都督中外之“中外”[17]

[101]隋唐文武散官之名称都是笼统的,如开府仪同三司、特进,或骠骑将军、辅国将军等,看不出应掌管哪一部门具体事务,过于实在的名称“都督中外诸军事”自然无法存在于其间,参《通典·职官十六》,不过这是就制度言,至于一时委任,不为永制者,后代仍偶而出现。如《资治通鉴》卷二一七后梁均王贞明五年,吴国“以徐温为大丞相,都督中外诸军事”,即一例。

都督中外在制度上既不管地方上军队,则“中外”二字何所指?

[39]以上参《晋书·贾充传》、《三国志·魏书·高贵乡公纪》及注

[40]以上参《晋书·羊祜传》、《北堂书钞》卷“领军将军”条引王隐《晋书》。

王导拜都督中外另一次在晋成帝咸康四年
[11]。这次他也没有可能总管一切军队。因为有一有力反证,这就是庾亮时任都督江、荆等六州诸军事。据《晋书·王导传》、《庾亮传》,二人不和,庾亮“虽居外镇,而执朝廷之权,既据上流,拥强兵,趣向者多归之”,传说他要“举兵内向”,废黜王导为此王60华诞导“内不能平,常遇西风尘起,举扇自蔽,徐曰:元规尘污人”。两人关系如此紧张,晋成帝怎么会让王导去都督包括庾亮在内的一切军队?而且即使成帝任命,以作事“愦愦”自诩,善于息事宁人的王导,眼看要加剧矛盾,又岂能毫不推辞呢?[12]

以上这段对话,明帝本强调要用“亲人”,而孙资则极力向异姓大臣上面引导,是否别有背景,或许在替司马懿暗中张目,已不得而知,尽管如此,从中仍可看出以下问题:

[70]《南齐书·明帝纪》、《陈书·宣帝纪》,

[32]参《资治通鉴》卷八十二惠帝元康元年

其次,除曹仁外,地位、威望略高于曹真的还有曹休。据《三国志·魏书·曹休传》,他与曹真同辈,黄初三年前已是都督扬州诸军事,军号征东将军;征东与镇西虽同为二品,但征东班次在前,升曹真都督曹休,也同样不好理解[6]

第一,曹魏文、明二帝“图万年后计”,十分重视“兵任”,力图把它交给同姓亲人掌握[42]

基于以上原因,可以推定,曹真之都督中外,决不可能拥有总管中央和地方上一切军队的权力,应该只有权都督京师中央军,

中央军,见《宋书·百官志》,现在加上护军将军所统“外军”,与“外州郡

3.说《楚王玮传》之“外营”不可能是城外诸军,还因为自西晋代魏后都督中外的权力似乎有所缩小,在这之前
,司马师、昭担任此职时虽然“中外”界限已是宫城,但提到“外军”应该也包括城外诸军,因为它也属广义的宫城外范围,何况司马氏不断增加洛阳城外诸军的目的,就在于把它掌握于手中,[34]以增加控制曹魏政局的力量,但到晋武帝即位后,由于整个形势发生根本变化,就把城外诸军从都督中外的外军中分了出来。《晋书·武帝纪》:即位前,“初置四护军,以统城外诸军”这是一次改革,[35]但这次改革可能并未涉及上面的统率关系,

六州,自己不能再都督中外,以免招来猜忌。我认为,后一解正确有一强证

[47]《三国志·魏书·夏侯惇传》注引《魏略》。

后燕5:慕容德、慕容熙、慕容农、冯跋、慕容永

[90]以上诸京畿大都督,分别见《北齐书·清河王岳传》、《文襄帝纪》、《文宣帝纪》、《武成帝纪》,

东晋一代都督中外的上述演变,至南朝而到达顶峰。

同书《张华传》:楚王玮杀亮、瓘,“内外兵扰,朝廷大恐,计无所出”。张华建议“今可遣驺虞幡使外军解严,上从之,玮兵果败”

[51]《三国志·魏书·明帝纪》景初二年注引《汉晋春秋》。

可是自大统八年起,经过改制,逐渐创立了具有特色的府兵制度,前者被吸收到了府兵当中于是宇文泰便改变成主要通过紧紧控制住府兵,来稳固统治,操纵朝政。如所周知,府兵的性质是中央军、禁军,[93]所以这时的特点,就组织系统而言,是原来直属宇文泰的大量军队与中央禁军被合而为一。[94]同时相应地领导机构也发生变化。《周书·文帝纪》:魏废帝二年,“诏太祖去丞相、大行台为都督中外诸军事”[95]

[3]此事还可参见《晋书·石苞传》、《陈骞传》、《文帝纪》,

[93]《魏周府兵制度辨疑》;谷霁光:《府兵制度考释》,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22——66页

之于敦”。这“中外兵数”也就是京师中央军的兵数,如果是指全国一切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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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中尉之“中”,应是“中都官”之“中”,而非宫中之中。中尉以保卫中都即京师而得名。《汉书·百官公卿表》司隶校尉下师古注:“中都官,京师诸官府也”。

[82]北魏孝庄帝杀尔朱荣,因无重兵,洛阳随即为尔朱兆自晋阳南下的军队攻破,见《魏书·孝庄帝纪》其后魏孝武帝不甘心当傀儡,与高欢对立,高欢大军自晋阳南下,孝武帝便只得由洛阳逃入关中,见同书《出帝平阳王纪》。《资治通鉴》卷一百六十二武帝太清三年:东魏宰相高澄死于京师邺城,弟高洋执政,“勋贵以重兵皆在并州,劝洋早如晋阳”又卷一百六十八天嘉元年胡注:“高欢建大丞相府于晋阳,文宣席之以移魏鼎,宿将劲兵咸在焉”。

综合以上北朝材料,是否可以这样分析:如果说五胡十六国都督中外已开始向虚衔、荣誉衔转化,但往往还是实职武官的话,那么从北魏以后,虽然不是没有机会继续保留实职的性质,终因特殊社会历史条件,鲜卑贵族长期形成的潜在势力极大,如再设立实职的都督中外,新兴的皇权感到威胁太重,加上在南朝它已成为篡位阶梯的影响,而没有成为事实也就是说,作为一种君主制度下的官制,都督中外在北朝完成了向虚衔、荣誉衔的转化,而明白地固定在太和职令上。

1.《晋书·文帝纪》:诸葛诞起兵后,司马昭上表请魏帝亲征,说“今诸军可五十万,以众击寡,蔑不克矣”。如果《三国志·魏书·诸葛诞传》载司马昭所统中外诸军二十六万是全部出讨军队,则与此五十万之数不合,若将二十六万理解为中央军,再加上王基、陈骞、石苞、州泰、胡质等地方上军队,则大体符合五十万之数。[15]

第一类属于君权强大时的正常情况,由君主主动任命,都督中外手中握有实权。如刘聪即帝位,任命子刘粲;石勒行皇帝事,任命子石弘;苻健即天王位,任命弟苻雄;苻坚灭前燕,任命功臣王猛;[73]秃发利鹿孤称王,任命弟秃发傉檀等,其中如王猛,又是尚书令,“军国内外,万机之务,事无巨细,莫不归之”。秃发傉檀,又是录尚书事,利鹿孤“垂拱而已,军中大事,皆以委之”[74]这些都督中外,大体起的是巩固皇权的作用,和当年魏文帝创制的精神吻合,

[92]《周书·宇文导传》:大统三年,“太祖东征,导入宿卫,拜领军将军、大都督”及高欢打来,“太祖自弘农引军入关,导督左右禁旅会于沙苑”。又《资治通鉴》卷一百五十七武帝大同三年记当时宇文泰引兵入关后,因关中兵少,曾“征诸州兵”合观之,便知宇文导之“入宿卫”,是因宇文泰离开京师而入宫城宿卫,旨在加强对魏文帝控制。后因宇文泰处紧急,方不得已应征,率长安禁旅东会宇文泰于沙丘

由此可见,仅从王敦疏中“六军”用语,也可看出都督中外并不能总管地方上

大概由于作为虚衔、荣誉衔,“都督中外诸军事”这一名称又太实,明明白白意味总管中外宿卫诸军,和虚衔、荣誉衔的性质不协调,所以至隋唐,尽管文武散官制度进一步发展,而都督中外却被废除,并且再也没有恢复[101]

都督中外诸军事这一制度,最早、最有权威的记载,见于《宋书·百官志》。它说:魏文帝黄初三年“上军大将军曹真都督中外诸军事,假黄钺,则总统外内诸军矣。……高贵公正元二年都督中外诸军,寻加大都督……晋江左以来,都督中外尤重,唯王导居之,宋氏人臣则无也”,

[22]《太平御览·职官三一》引魏王肃“论秘书表”,称秘书“职近日月”,即接近皇帝之意《资治通鉴》卷一百三十明帝泰始元年胡注:“秘书省,……在禁中”,《梁书·吕僧珍传》“直秘书省”,“性甚恭慎,当直中,盛暑不敢解衣”

其次,除曹仁外,地位、威望略高于曹真的还有曹休据《三国志·魏书·曹休传》,他与曹真同辈,黄初三年前已是都督扬州诸军事,军号征东将军;征东与镇西虽同为二品,但征东班次在前,升曹真都督曹休,也同样不好理解,[6]

其次,这一时期与“中外”涵义完全相同,使用较广泛的“内外”一词,就地域说,主要有五种用法:

冯诞:乃外戚,“无学术,徒整饰容仪,宽雅恭谨而已”。一生无任何政绩可言,亦无军事才干,只因是文明太后之侄,又与孝文帝私人感情特别好,故多历实际政务很少或完全是虚衔的美官、显官,其都督中外当属此类

东晋一代都督中外的上述演变,至南朝而到达顶峰。

“闭城自守”,如司马昭总共只出动二十六万人,扣去石苞、州泰、胡质等打

第三,更重要的是,通过孙资之口,还反映和概括了文帝关于兵任的安排和指导思想,这些指导思想有的曾向孙资交待,有的是孙资从他的安排和实践中自行理解的,而又都得到了明帝的承认这些指导思想便是:仅安排亲人为武官,若武官地位不相上下,“不相为服”,仍是不行的,必须要“能有所维纲者”,即能统率京师一切军队的长官,并在找到合适人选后,“宜使轻重素定”,即早确定其统率诸军的地位,培养其威望,然后遇到变故,方能指挥若定,有效地捍卫皇室。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文帝于黄初三年将曹线]让他充任“维纲”京师诸军的都督中外。其后,文帝多次出巡、讨伐,曹真除特别需要也从征外,一般均坐镇洛阳[45]文帝临死,又命他为首席顾命大臣,受遗诏,辅嗣主,这就从另一角度证明了对都督中外之重视,

前者的“中外军”即后者的“中军”[4],而和“三方兵”对举,《三国志·魏书》还用了“别使”二字明加区别依这些文字,“中外军”仅指京师中央军,并不包括原在地方上的军队,和前引对司马昭的叙述显然不同。

也正因此故,当刘裕统一了南燕,了卢循、徐道覆起义,消灭了政敌刘毅、司马休之,在统治集团中地位进一步稳固之后,为了借以提高声望,给篡晋造舆论,便于义熙十二年自加“中外大都督”(即“都督中外诸军事”[68],都督上再加“大”,表示地位更高一等)当年司马睿曾在加“丞相、大都督、督中外诸军”之后数年即位为晋元帝,刘裕大概有鉴于此,也在加中外大都督后两年又自为“相国”,又两年而篡晋,从而把都督中外变得和“非复人臣之位”的相国一样,[69]成为篡位的阶梯,这正是它虚衔、荣誉衔的性质,在一定条件下发展的必然结果

[68]《晋书·会稽王道子传》:加“都督中外诸军事”,后辞职,称“乞解中外都督”,是二者即一官之证。

[16]如魏帝不在军,司马昭虽可指挥地方上的军队,大概靠的是“承诏”,而不是都督中外的身分。证据是:在这之前司马师征毋丘俭,魏帝虽未在军,但他指挥王基仍通过“诏”,即“承诏”;王基也把这种指示叫“君令”,见《三国志·魏书·王基传》,“承诏”一语,见同书《王凌传》

[26]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60页

《晋书·楚王玮传》:拜北军中候,与汝南王亮、卫瓘不和,贾后使惠帝为手诏授玮,称“王宜宣诏,令淮南、长沙、成都王屯宫诸门,废二公”玮“遂勒本军,复矫诏召三十六军,手令告诸军曰:……吾今受诏都督中外诸军,诸在直卫者皆严加警备,其在外营,便相率领,径诣行府,助顺讨逆,……”

[9]以下事见《晋书·元帝纪》、《王导传》、《王敦传》。

冯诞:乃外戚,“无学术,徒整饰容仪,宽雅恭谨而已”。一生无任何政绩可言,亦无军事才干,只因是文明太后之侄,又与孝文帝私人感情特别好,故多历实际政务很少或完全是虚衔的美官、显官,其都督中外当属此类。

此外,东晋初“中外诸军”不包括地方上的军队还有以下证明:

[6]《金石萃编》卷二三《上尊号碑》上,曹真名次排在曹休前,不知何故但据《三国志·魏书·明帝纪》,即位之初迁曹休为大司马,位在大将军曹真前,可见即使“上尊号碑”无误,也大体可断定两人不相上下,因而也没必要在军事上让曹线]以上参《三国志·魏书·曹休传》、《曹真传》、《夏侯尚传》,又《三国志·吴书·吴主传》黄武元年,

大概由于作为虚衔、荣誉衔,“都督中外诸军事”这一名称又太实,明明白白意味总管中外宿卫诸军,和虚衔、荣誉衔的性质不协调,所以至隋唐,尽管文武散官制度进一步发展,而都督中外却被废除,并且再也没有恢复。[101]

《资治通鉴》卷七十六高贵乡公正元二年:司马师“率中外诸军”讨毋丘俭句下胡注:“中,谓中军;外,谓城外诸营兵”此说为后来一些学者接受,并用以解释整个曹魏、西晋的都督中外之“中外”。[17]

第三,再看介于汉、晋之间的曹魏,虽然找不到明显以宫城内外作为界限,划分“中外”军队的材料,但京师军中保卫宫城的军队具有特殊地位,极受重视,则是可以肯定的。《三国志·魏书·许褚传》:尽忠曹氏,魏文帝即位,“迁武卫将军,都督中军宿卫禁兵”。“中”在这里应该就是宫中之“中”。《晋书·宣帝纪》:齐王芳时与曹爽不和,曹爽“毁中垒、中坚营,以兵属其弟中领军羲”。后来这被指控为“破坏诸营,尽据禁兵,……有无君之心”。[36]而司马懿在发动高平陵政变前六年,就安排大儿子司马师任中护军,也掌管一部分宿卫禁兵;[37]发动政变时一面让司马师“将兵屯司马门”,“镇静内外”[38],即控制宫城内外,另一面又派人乘曹爽兄弟不在之机,摄领中领军等营。这又表明,双方都在争夺宿卫禁兵;谁控制了它,谁就可以控制大局。正因此故,在废掉齐王芳,平定毋丘俭反抗之后,为了进一步稳固统治,司马昭便委任死党贾充为中护军,而不设中领军,主要的宿卫禁兵全归他统率,这就是为什么魏帝曹髦不甘心当傀儡,愤而讨伐司马昭,刚出宫城之云龙门,便被贾充率军轻易杀害,而洛阳无人响应的根本原因。[39]而到晋武帝代魏前夕,又以亲信羊祜为中领军,“悉统宿卫,入直殿中,执兵之要,事兼内外”。武帝即位,羊祜以功进号中军将军,加散骑常侍,“祜以大事既定,辞不复入”[40]。这里的“内外”,和上引司马师“镇静内外”之“内外”同,指的是宫城内外。所谓大事,便是晋武帝禅代。入,即入宫城任职。这条材料再次表明让亲信统率宿卫禁兵,控制宫城内外,对稳定洛阳政局,保证顺利禅代的无比重要性。

[23]稍后例如《南史·朱异传》:“自徐勉、周舍卒后,外朝则何敬容,内省则异”,时何敬容为尚书令,在宫城内、禁中外的朝堂理事,故称“外朝”;朱异为侍中兼中书舍人,门下省、中书省俱在禁中,故称“内省”《资治通鉴》卷一百五十八武帝大同五年胡注不准确,

在北方,从五胡十六国到北朝,模仿汉制的结果,都督中外的性质和作用,同样经历了握有实权和向虚衔、荣誉衔的转化过程,

[50]《三国志·魏书·明帝纪》青龙元年注引《魏略·佞幸》。

前凉4:张祚、张瓘、宋混、张天锡

[18]以上事又见《资治通鉴》卷七十五邵陵厉公嘉平元年。

[37]中领军、中护军俱掌禁兵,见《读史集》第263页,司马师于正始四年任中护军,见万斯同《魏将相大臣年表》,

1.前面已说,司马懿很早就将司马师安插为中护军。既然曹爽都督中外可以将弟弟曹羲安插为中领军,则司马懿也是都督中外,要用儿子司马师为中护军,曹爽便无法拒绝于是司马师除主要牢牢掌握一部分禁兵外,还“阴养死士三千,散在人间”到高平陵政变那天,便以此控制了宫城内外包括皇太后。[58]这是司马懿得以打着“皇太后令”招牌,与曹爽手中皇帝抗衡,为所欲为的前提。

后赵7:石弘、石邃、石斌、张豺、张离、石遵、石闵

《三国志·魏书·程晓传》“今外有公卿将校总统诸署,内有侍中尚书综理万机”同书《钟会传》:迁司隶校尉,监察宫城外京师地区,称“外司”。它与监察宫城内违法行为的御史中丞,合称“内外有司”[20],《晋书·傅咸传》“宫内禁防,外司不得而行,故专施中丞……内外众官谓之百僚,……中丞、司隶俱纠皇太子以下,则共对司内外矣,不为中丞专司内百僚,司隶专司外百僚。自有中丞、司隶以来,更互奏内外众官……”。

这段话透露出都督中外所统率的是“六军”,所谓六军,来源于《周礼·夏官

[74]以上分别见《十六国春秋辑补》卷三十八《前秦录》、卷九十《南凉录》,

此外,还有一个情况应予考虑,即北魏自宣武帝以后,除末年尔朱荣等五人相继权重自封外,凡皇权强大或能自主之时,都督中外均无生拜,只有死赠[88]。或许这是南朝都督中外频频成为篡位阶梯,忌讳日益加深,带给北朝的影响。

第一类属于君权强大时的正常情况,由君主主动任命,都督中外手中握有实权。如刘聪即帝位,任命子刘粲;石勒行皇帝事,任命子石弘;苻健即天王位,任命弟苻雄;苻坚灭前燕,任命功臣王猛;[73]秃发利鹿孤称王,任命弟秃发傉檀等。其中如王猛,又是尚书令,“军国内外,万机之务,事无巨细,莫不归之”。秃发傉檀,又是录尚书事,利鹿孤“垂拱而已,军中大事,皆以委之”。[74]这些都督中外,大体起的是巩固皇权的作用,和当年魏文帝创制的精神吻合。

[30]《晋书·杨皇后传》之“内外隔塞”,即贾后发动政变时之“中外戒严”造成,见同书《杨骏传》,其“内外”、“中外”均指宫内外

正因此故,在废掉齐王芳,平定毋丘俭反抗之后,为了进一步稳固统治,司马昭便委任死党贾充为中护军,而不设中领军,主要的宿卫禁兵全归他统率。这就是为什么魏帝曹髦不甘心当傀儡,愤而讨伐司马昭,刚出宫城之云龙门,便被贾充率军轻易杀害,而洛阳无人响应的根本原因[39]而到晋武帝代魏前夕,又以亲信羊祜为中领军,“悉统宿卫,入直殿中,执兵之要,事兼内外”武帝即位,羊祜以功进号中军将军,加散骑常侍,“祜以大事既定,辞不复入”[40]这里的“内外”,和上引司马师“镇静内外”之“内外”同,指的是宫城内外。所谓大事,便是晋武帝禅代入,即入宫城任职。这条材料再次表明让亲信统率宿卫禁兵,控制宫城内外,对稳定洛阳政局,保证顺利禅代的无比重要性

奏请免除王导这一头衔,则王导能毫不避嫌,把文书扣留下来,并且还坦然地

[19]《三国志·魏书·傅暇传》注引《博子》“河南尹内掌帝都,外统京畿”,勉强可属此类,是极特殊情况。

宗爱:乃宦官,兴安元年暗弑太武帝,矫皇后令,杀贵族大臣,立吴王余吴王余以爱为大司马、大将军、太师、都督中外等在这之前,长期不设都督中外,之际忽然设立,除提高声望外,或许宗爱还想行此汉制,借以控制京师全部军队,所以称他“兼总戎禁”,可是八个月后吴王余、宗爱全被杀,此制并未固定下来。

2.景初二年十二月明帝病危,立即拜燕王宇为大将军,“属以后事”,并“使与领军将军夏侯献、武卫将军曹爽、骁骑将军秦朗等对辅政”,这五人,曹氏子弟占了三个,夏侯氏与曹氏关系特别亲近,[49]秦朗又是明帝特别喜爱的“佞幸”,[50]所以在明帝心目中这无异于一个亲人顾命班子从他病一重即毫不犹豫地作此安排,事前连刘放、孙资这样的亲信都未征求过意见看,他是深思熟虑,早已决定了的,正因如此,当刘放在他病危之际装糊涂说:“陛下气微,若有不讳,将以天下付谁?”他惊诧地回答:“卿不闻用燕王耶?”[51]另一面,经燕王宇划策,明帝又下诏命司马懿迅速回关中,不必来洛阳。合观之,又可看出司马懿并不在明帝原来考虑的辅政大臣名单中。

在北周,也有自己的特点,大约从西魏大统元年到北周建德元年为止,皇权一直不振实际上执掌大权,并自封都督中外等职的宇文泰,以及后来的宇文护,开始和尔朱荣、高欢等人手段相同,将直属自己的大量军队,与少量中央禁军区别开来,[91]主要依靠前者稳固整个统治,而中央禁军只是用来控制西魏皇帝的,[92]可是自大统八年起,经过改制,逐渐创立了具有特色的府兵制度,前者被吸收到了府兵当中于是宇文泰便改变成主要通过紧紧控制住府兵,来稳固统治,操纵朝政。如所周知,府兵的性质是中央军、禁军,[93]所以这时的特点,就组织系统而言,是原来直属宇文泰的大量军队与中央禁军被合而为一。[94]同时相应地领导机构也发生变化,《周书·文帝纪》:魏废帝二年,“诏太祖去丞相、大行台。为都督中外诸军事”[95]。在这之前,宇文泰主要通过“大行台”来统率驻扎和征讨在外的、直属自己的军队;[96]在这之后,可能因为作为中央军、禁军的府兵制已经健全,再用北魏以来指挥地方上军队的“大行台”来统率府兵,名义上显然不妥,于是从这年起,取消了大行台,改由都督中外来总管,并设立了办事机构,叫“中外府”,《周书·王悦传》记载:本为宇文泰大行台尚书,魏废帝二年,“属改行台为中外府,尚书员废,以仪同领兵还乡里”。这样便使都督中外在声望极高的同时,又拥有了实权。史载中外府配备属官颇多,如长史、司马、参军等,分别掌管中外诸军各项事务,[97]在宇文泰行周礼,建六官之后,此制依然保留,与之并行。公元556年宇文泰死,宇文护执政,估计有一段时期由于统治集团内部存在矛盾,对他不服气,[98]而未设都督中外,但中外府继续存在,[99]实际上当由宇文护以“辅政”、“大冢宰”的身分掌管。到保定元年宇文护翦除异己成功,正式拜都督中外,名实便又相符合。

《魏书·公孙表传》:仕魏为博士“初,太祖以慕容垂诸子分据权要,权柄推(《资治通鉴》卷一百一十一安帝隆安四年移,遂至亡灭;且国俗敦朴,嗜欲寡少,不可启其机心,而导其巧利,深非之表承指上韩非书二十卷,太祖称善”这里反映道武帝,一是反对权柄下移,二是推行君主。他赞许韩非书,恐怕主要就因为它宣扬君主“独断”,不允许与臣下“共权以为治”[78]

[94]《魏周府兵制度辨疑》。谷霁光先生则主张中央军以府兵为主体,此外另有禁军,均属都督中外,参《府兵制度考释》第73页。

如果再联系所定辅政大臣五人都是武官,明帝“使亲人广据职势”,特别掌握“兵任”的指导思想,便体现得十分清楚。在这五个武官中,燕王宇无疑本应以大将军身份“都督中外诸军事”,其所以没有正式任命,或许因为这一军权就像录尚书事这一行政权力一样,不言而喻属于主要辅政大臣,可以留给新皇帝去降恩。后来辅政大臣改委曹爽、司马懿,他们的“都督中外诸军事”也是在齐王芳即位后得到的,[52]便是证明

以上共有五种“内外”。其中京师与州郡、宫城内外、禁中内外属一类,往往同时与官制联系内官可以指侍中、中书等禁中所设机构之官,或在宫城中理事之官,也可以指整个京师之官;外官可以指在禁中以外理事之官,[23]或宫城以外的外朝官,也可指地方官国内外、洛阳城内外为另一类,一般说是纯粹地域差别,和官制没有瓜葛直到曹魏末、西晋初方才出现“统城外诸军”的官吏既然如此,曹魏初年之都督中外,以城内外划分界限的可能性就更小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都督中外之制北魏虽然采用,但从一开始就没有让它名实相符:

缘江上下,皆有良田,开荒须一年之后即易”,四军五校,乃六军以外的京师

同书《温峤传》:建议“诸外州郡将兵者及都督府非临敌之军,且田且守。……今四军五校有兵者,及护军所统外军,可分遣二军出,并屯要处缘江上下,皆有良田,开荒须一年之后即易”四军五校,乃六军以外的京师中央军,见《宋书·百官志》,现在加上护军将军所统“外军”,与“外州郡将兵者及都督府”对举。这条材料虽不能直接表明前者即“中外军”的一部分,但至少可证“外军”与外州郡、都督兵不是一回事,因而都督中外不应包括地方上军队,[14]

。即王敦在王导得到上述任命前后给晋元帝上一疏,针对刘隗等人欲加强皇权

第二,他们经常考虑的兵任,除地方、边境外,极重要的方面便是京师宫城内外的保卫,甚至连五校之一的射声校尉,[43]这种当时不过统率几百人的宿卫军官人选,也要亲自酌定

依这些文字,司马昭所统二十六万“中外诸军”,是可理解为既包括京师带来的中央军,也包括王基、陈骞、石苞、州泰、胡质等原在地方上的军队,涵义似乎还清楚然而如果一联系有关司马师的材料,又让人糊涂了:

曹魏情况既然如此,再联系汉、晋制度,应该推定,曹魏“都督中外”之“中外”界限,同样不可能不在宫城内外。

[101]隋唐文武散官之名称都是笼统的,如开府仪同三司、特进,或骠骑将军、辅国将军等,看不出应掌管哪一部门具体事务,过于实在的名称“都督中外诸军事”自然无法存在于其间参《通典·职官十六》,不过这是就制度言,至于一时委任,不为永制者,后代仍偶而出现如《资治通鉴》卷二一七后梁均王贞明五年,吴国“以徐温为大丞相,都督中外诸军事”,即一例

在这之后,洛阳战乱频仍,中外军渐次荡尽。所以河间王颙大将张方可以逼惠帝从洛阳西幸长安,京师禁兵无力阻拦;东海王越也可以尽罢怀帝身旁的宿卫官兵,而以自己东海王国的官兵数百人代之。[62]及洛阳陷没,愍帝逃至长安即位,除了靠原关中一带的地方上军队支撑局面外,已无所谓中外诸军,可是建兴三年,忽然又以远在江南建康的琅邪王“为丞相、大都督,督中外诸军”[63],这个都督中外,和丞相一样,起的只是笼络作用,其虚衔、荣誉衔的性质更加明显

[15]陈骞、石苞、州泰、胡质等人的军队数字,史均不载王基史虽称他督城东、城南二十六军,可是不能肯定全部是他原来都督的军队,因为也有可能司马昭临时拨一部分军队给他指挥,所以无法计算不过据《三国志·魏书·毋丘俭传》、《诸葛诞传》,他二人作为扬州都督,全统有五、六万至十多万人,则王基作为扬、豫二州都督不会相差很远,假定统七、八万人;石苞是监青州诸军次之,陈骞作为将军,州泰、胡质作为州刺史又次之,加在一起,说一共有二十多万人,似乎是可能的。

表面看来,西魏、北周的都督中外又拥有实权,似乎和长期以来都督中外的发展趋势相矛盾,其实前者并非正常情况,而是在西魏、北周条件下,皇权不振,权臣宇文泰、宇文护长期把持朝政的产物不同的只是:过去之权臣,如东魏之高欢,他在自封大丞相、都督中外、大行台等职提高声望的同时,以大行台以及京畿大都督为实权机构,总管军队,借以把持朝政,所以都督中外完全是虚衔、荣誉衔。

余万官兵,扬州新附胜兵者四、五万人”,一共近二十万人,全部集中寿春,

我们知道,毋丘俭之举兵与诸葛诞之举兵虽为两次事件,但相隔仅两年,都督中外的制度未闻有任何变化,而陈寿的用语却如此不谨严,使我们单凭这些材料无法判断真相,因此便不得不跳出这个圈子,并换一个角度来探讨

综上所述,《宋书·百官志》提到的三个都督中外,既然早于司马昭的曹

[31]此北军,可能仅指北军中候营,也可能兼包括五校各营,因上引惠帝手诏,命玮“令”淮南等三王屯宫门,而三王除淮南王不详这时居何官外,长沙王是步兵校尉、成都王是越骑校尉,均属北军据《续汉书·百官志四》北军中候“掌监五营”。这大概就是为什么惠帝手诏要让楚王玮下令给三王的原因。

和以上两类情况不同,第三类情况是都督中外逐渐向虚衔、荣誉衔转化。这早在前赵已经出现当时建都平阳,刘聪死,刘粲立,司徒靳准掌权,因镇守长安之刘曜功高兵强,乃遥拜相国、都督中外。由于不来平阳主事,两个头衔都只意味荣誉,并无实际意义,再如淝水战后,前秦分裂,都督玉门以西诸军事吕光,听说苻坚被害,为之致哀,自称秦“中外大都督,督陇右、河西诸军事”[76]这里中外大都督便是一种荣誉,想以此提高自己的声望,实际都督的只是陇右、河西诸军事,

[71]除了篡位需要,只有齐末和帝在江陵建西台,起兵讨伐东昏侯时,以萧颖胄为都督中外(此据《梁书·庾域传》,《南齐书·萧颖胄传》但作“都督行留诸军事”),是个例外。可是这也处于非常情况之下,而且实权也握在萧颖胄手中,等于自封,如他不随即病死,历史如何发展,也不可知,

将兵者及都督府”对举这条材料虽不能直接表明前者即“中外军”的一部分

[87]《资治通鉴》卷一百四十二东昏侯永元元年胡注称:元澄极有才干,“孝文外虽容之,内实惮之。”

关系,如果王敦是因不满王导都督中外可总管荆州军队,侵犯了他的权力,而

一次在东晋元帝建武元年[9],王导迁骠骑将军、都督中外、领中书监、录尚书事、扬州刺史其所以说他总管不了地方上军队,证据有二:

《晋书·应詹传》:将地方上的都督、州郡长官与“三台九府,中外

司马道子:为晋孝武帝同母弟,太元十年加都督中外,也是一种宠遇,就实力说,同样很有限。所以后来地方上的都督、刺史举兵内向,他或不敢抵抗,只能屈辱谢罪;或靠收买对方部将取得暂时胜利最后想出发东土诸郡免奴为客者充兵役的办法,又激起孙恩起义他长期都督中外之意义,主要不在于控制兵力,是比较清楚的

[33]此制东汉已然,如《后汉书·郅恽传》:为洛阳上东门候,汉光武出猎,“车驾夜还,恽拒关不开”,此夜间城门关闭之证

[28]《资治通鉴》卷八十二惠帝元康元年胡注

同书《邓攸传》:王敦举兵内向攻入建康后,要护军将军将“中外兵数每月言

从曹魏开始正式建立的都督制度,对魏晋南北朝政治、军事影响极大,其中“都督中外诸军事”又有它的特殊性,然因史料语焉不详,长期以来甚至“中外”的范围都没有定论最近读史,对这一制度略有体会,兹连同关于其性质、作用的我见,一并写出,以就教于方家。

[81]《魏书·彭城王勰传》、《尔朱兆传》。

[98]《资治通鉴》卷一百六十六敬帝太平元年:宇文护“名位素卑,虽为泰所属,而群公各图执政,莫肯服从”,

俭传》将“中外军”与“三方兵”对举的记载比较准确;而《诸葛诞传》的文

禁中即皇帝居处、理事和其他某些咨询、秘书、生活侍奉机构所在地它与同在宫城之中,然在禁中以外的尚书台、御史台等,也有内外之别,如《三国志·魏书·王肃传》注引《魏略·薛夏传》:为秘书丞,明帝太和中“尝以公事移兰台兰台自以台也,而秘书署耳,谓夏为不得移也,推使当有坐者。夏报之曰:‘兰台为外台,秘书为内阁,台、阁,一也,何不相移之有?’兰台屈,无以折”,按兰台即御史台,自汉以来设于宫城之中,[21]此称“外台”,并非已移于宫城之外,而是和设于禁中的秘阁对比而言[22]又《三国志·魏书·刘晔传》注引《傅子》:魏明帝将伐蜀,“朝臣内外皆曰不可晔入与帝议,因曰可伐,出与朝臣言,因曰不可伐”。刘晔是侍中,可以出入禁中明帝居处、理事之地,所以“入”即指入禁中与明帝单独商议,“出与朝臣言”,当指在朝堂中与群臣集议,其实都在宫城中

[29]《太平御览》卷七二二;晋武帝命荀勖往东宫观太子,“还,盛称太子德更进茂,不同西宫之时也”,即不同幼年居宫城中之时,《晋书·和峤传》“太子朝西宫,峤从入”,即从入宫城。同书《愍怀太子传》:年稍长,“出就东宫”,即出宫城同书《赵王伦传》:欲篡位,使人“诈为宣帝神语,命伦早入西宫”,即早入宫城为帝同书《齐王冏传》:“大筑第馆,……使大匠营制,与西宫等”,即与宫城建筑规格相等。

有一强证,即王敦在王导得到上述任命前后给晋元帝上一疏,针对刘隗等人欲加强皇权,削弱琅邪王氏的倾向,发泄牢骚,并假惺惺地说,今让王导担任许多要职,“并统六军”,容易招致“讥谤”,建议免去他都督中外等职这段话透露出都督中外所统率的是“六军”,

[75]以上分别见《十六国春秋辑补》卷十九《后赵录》、卷七十二《前凉录》。

[38]《晋书·宣帝纪》、《晋书·景帝纪》。

等,然而至少形式上却不能直接指挥地方上的军队,而要通过魏帝的“诏”

以上五点,无论从文、明二帝的指导思想看,或者从后来的实践证明,都督中外都是控制京师政局极其重要的军事长官,由于曹魏王朝高度中央集权,控制中央和京师,基本上等于控制了地方,因而我们有理由这样估计,都督中外对于稳定全国局势,也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正因如此,魏文帝多次出巡、征讨,有时在外时间甚至超过一年,而京师政局非常稳定,原因就是有都督中外曹真在坐镇。

[21]参拙文《关于汉代御史中丞的‘出外’、‘留中’问题》,载《中国历史大辞典通讯》1983年第4期。

当然,都督中外安排两人,很可能不符合文、明二帝本意,[55]但它是当时种种矛盾的调和产物主要即司马懿是惯于征战的老将,而且刚刚消灭辽东公孙渊,威望甚高;而曹爽不但辈分低、资历浅,而且一直当京官,从来没有打过仗;再加上当时两人关系尚算和睦,[56]很可能开始曹爽还想依靠司马懿以巩固自己的地位,[57]于是两个都督中外便出现了,如果两人始终和睦相处,或即便反目,曹爽好自为之,由于他是宗室,辅政地位又在司马懿之前,有不少优越条件,是仍然可以安定魏室,不负明帝所托的。

都督中外诸军事的意思是,都督宫城内外的军队作者提供,刊《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百年学术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页221-241从曹魏开始正式建立的都督制度,对魏晋南北

[48]《三国志·魏书·夏侯尚传》注引《魏书》

首先,据《魏书·官氏志》所载太和年间两个“职令”,其“都督中外诸军事”,官位紧急时刻虽甚高,却是虚衔、荣誉衔。因为在这两个职令上,它前面是仪同三司、开国县公,后面是特进,诸开府,无一不是这类官爵,则介于其间的都督中外,性质自当相同。当然,两个职令均定于太和年间,时间稍晚,可是联系道武帝后长期不设此官,从兴安元年起设立了,数目也很少,且未见一例可以证明已形成都督中外拥有实权的制度,则据此推定太和职令这种规定乃长期习惯之制度化,是有理由的。

[84]以下凡未专门出注者,均见《魏书》本传,

司马道子:为晋孝武帝同母弟,太元十年加都督中外,也是一种宠遇,就实力说,同样很有限所以后来地方上的都督、刺史举兵内向,他或不敢抵抗,只能屈辱谢罪;或靠收买对方部将取得暂时胜利最后想出发东土诸郡免奴为客者充兵役的办法,又激起孙恩起义他长期都督中外之意义,主要不在于控制兵力,是比较清楚的

[37]中领军、中护军俱掌禁兵,见《读史集》第263页,司马师于正始四年任中护军,见万斯同《魏将相大臣年表》

第三,更重要的是,通过孙资之口,还反映和概括了文帝关于兵任的安排和指导思想,这些指导思想有的曾向孙资交待,有的是孙资从他的安排和实践中自行理解的,而又都得到了明帝的承认这些指导思想便是:仅安排亲人为武官,若武官地位不相上下,“不相为服”,仍是不行的。必须要“能有所维纲者”,即能统率京师一切军队的长官,并在找到合适人选后,“宜使轻重素定”,即早确定其统率诸军的地位,培养其威望,然后遇到变故,方能指挥若定,有效地捍卫皇室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文帝于黄初三年将曹线]让他充任“维纲”京师诸军的都督中外其后,文帝多次出巡、讨伐,曹真除特别需要也从征外,一般均坐镇洛阳[45]文帝临死,又命他为首席顾命大臣,受遗诏,辅嗣主,这就从另一角度证明了对都督中外之重视。

“中”在这里应该就是宫中之“中”。《晋书·宣帝纪》:齐王芳时与曹爽不和,曹爽“毁中垒、中坚营,以兵属其弟中领军羲”后来这被指控为“破坏诸营,尽据禁兵,……有无君之心”[36]而司马懿在发动高平陵政变前六年,就安排大儿子司马师任中护军,也掌管一部分宿卫禁兵;[37]发动政变时一面让司马师“将兵屯司马门”,“镇静内外”[38],即控制宫城内外,另一面又派人乘曹爽兄弟不在之机,摄领中领军等营。这又表明,双方都在争夺宿卫禁兵;谁控制了它,谁就可以控制大局,

表面看来,西魏、北周的都督中外又拥有实权,似乎和长期以来都督中外的发展趋势相矛盾,其实前者并非正常情况,而是在西魏、北周条件下,皇权不振,权臣宇文泰、宇文护长期把持朝政的产物,不同的只是:过去之权臣,如东魏之高欢,他在自封大丞相、都督中外、大行台等职提高声望的同时,以大行台以及京畿大都督为实权机构,总管军队,借以把持朝政,所以都督中外完全是虚衔、荣誉衔,而宇文泰则是由于特殊条件,实行了府兵制,在自加诸荣誉头衔的同时,改为以“中外府”为这种实权机构,因而似乎和都督中外总的发展趋势矛盾,从本质上说,它们都不符合君主制度的需要,都不能看作一般发展规律,都不是正常官制正因如此,北周武帝于建德元年杀掉权臣宇文护之后,便立即“罢中外府”[100],将中外诸军的最高都督权,夺到自己手中,和一般情况下的南朝皇帝相同而在北周宣帝死,静帝即位年幼,权臣外戚杨坚夺取北周江山,都督中外再一次充当篡位阶梯之后,在君主制度恢复正常状态的隋代,便被废除了,并且就制度言从此永远退出了历史舞台。

这里一共提到了三个都督中外[1],依上下文意,其“中外”一般理解为中央和地方,就是说,都督中外乃是总管中央和地方上一切军队的官衔

[54]从两人催促明帝以手诏急忙召回司马懿,便可看出他们真正属意的是司马懿,如果真心拥护曹爽或主要拥护曹爽,便决不会提此建议,至少不必这么急于召回司马懿见《三国志·魏书·明帝纪》景初二年注,

大概就和这种考虑有关,晋武帝在位二十六年中,只在泰始元年任命司马孚为都督中外,八年后孚死,即不再设而司马孚就任时已八十五岁,如前所考,城外诸军又不归他统辖,都督中外的作用和曹魏相比,显然削弱了。晋惠帝以后,从杨骏开始,凡都督中外,不是自封,便是矫诏而得,不能代表正常情况下以西晋皇帝为首的统治阶级意志,贾后懂得这里面的利害关系,所以以设计杀掉杨骏之后,她虽不得不暂时以汝南王亮和卫瓘辅政,却没有都督中外之任命,而由她借白痴惠帝之名,暗中操纵中外诸军,最后通过掌部分宿卫禁兵的北军中候楚王玮杀掉亮、瓘,再以矫诏罪杀掉玮,从而把中央军权、政权全夺到自己手中

,

[9]以下事见《晋书·元帝纪》、《王导传》、《王敦传》

[34]城外诸军由司马氏心腹贾充统率即其证,见《晋书·贾充传》。

和以上两类情况不同,第三类情况是都督中外逐渐向虚衔、荣誉衔转化。这早在前赵已经出现,当时建都平阳,刘聪死,刘粲立,司徒靳准掌权,因镇守长安之刘曜功高兵强,乃遥拜相国、都督中外。由于不来平阳主事,两个头衔都只意味荣誉,并无实际意义。再如淝水战后,前秦分裂,都督玉门以西诸军事吕光,听说苻坚被害,为之致哀,自称秦“中外大都督,督陇右、河西诸军事”[76]。这里中外大都督便是一种荣誉,想以此提高自己的声望,实际都督的只是陇右、河西诸军事。

[52]《曹爽传》作明帝临终任命,然《明帝纪》不载。此从《晋书·宣帝纪》。如果司马懿之都督中外是明帝临终所拜,西晋官方原始材料决不会搞错。故《资治通鉴》卷七十四明帝景初三年亦从此说

以上这段对话,明帝本强调要用“亲人”,而孙资则极力向异姓大臣上面引导,是否别有背景,或许在替司马懿暗中张目,已不得而知,尽管如此,从中仍可看出以下问题:

[11]据《晋书·王导传》,咸康元年还曾被任命都督中外,可是《成帝纪》及《资治通鉴》卷九十五成帝咸康元年这次任命均作“都督征讨诸军事”当时后赵石虎临江,建康震惧,而有此任命,似作“征讨”是,兹从之,

同书《王基传》:“大将军司马文王进屯丘头,分部围守,各有所统。基督城东城南二十六军,”
[3]

[97]王仲荦:《北周六典》,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519——524页

桓温:本为荆州等八州都督,力量超过京师,朝廷惮之。兴宁元年加温大司马、都督中外,主要目的在以荣誉头衔加以羁縻,并不真愿意他入京供职,同时也知道他决不肯放松对根据地荆州等的控制而入京桓温也明白这一意图,八年中未曾到过建康,[66]仅担了一个空名,

[50]《三国志·魏书·明帝纪》青龙元年注引《魏略·佞幸》,

以汤球《十六国春秋辑补》一书中所见都督中外为主,漏载者二人,以万斯同、缪荃孙的《十六国将相大臣年表》、《百官表》补之,共得38人:

援的游军,和留驻丘头保卫魏帝的军队,是无法把诸葛诞围死的,若是五十万

据《晋书·王导传》,王导任都督中外有两次,而无论哪次,都同样不可能总管中央和地方上一切军队,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都督中外之制北魏虽然采用,但从一开始就没有让它名实相符:

[41]孙吴无都督中外,参洪饴孙《三国职官表》,《三国志·蜀书·李严传》任“中都护”,“统内外军事”,当亦是以宫城为内外界限,同书《姜维传》以卫将军“加督中外军事”,其“中外军”,因无其他材料,无法肯定何所指

这一看法,如果单就晋文帝而言,似乎可以成立:

[52]《曹爽传》作明帝临终任命,然《明帝纪》不载此从《晋书·宣帝纪》。如果司马懿之都督中外是明帝临终所拜,西晋官方原始材料决不会搞错,故《资治通鉴》卷七十四明帝景初三年亦从此说,

我们知道,毋丘俭之举兵与诸葛诞之举兵虽为两次事件,但相隔仅两年,都督中外的制度未闻有任何变化,而陈寿的用语却如此不谨严,使我们单凭这些材料无法判断真相,因此便不得不跳出这个圈子,并换一个角度来探讨。

由此可见,说魏晋之“都督中外”,其“中外”界限是洛阳城内外,根据是不足的,我主界限在宫城内外,似最近事实即“中”指保卫宫城的禁兵,“外”指保卫宫城以外,整个洛阳都城的中央军。魏末晋初,城外诸军扩展,只是“外”军的扩展,至于“中外”界限仍在宫城内外这个标准,则并未改变。[41]

同书《太祖纪》:皇始二年在包围后燕都城中山过程中,以从征的贵族元仪“为骠骑大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兖豫雍荆徐扬六州牧、左丞相、封卫王”这是北魏第一个都督中外,然而却是一个空名。首先,元仪这一封拜,共五个头衔,前后四个均空名,[79]则介于其间的都督中外自难例外,何况这时北魏尚未见中外诸军之制其次,平中山后,天兴元年道武帝北还,“虑还后山东有变,乃置行台于中山,诏左丞相、守尚书令、卫王仪镇中山”。这里已不提都督中外,当已免去;即使形式上暂时未免去,是史书失载,可是任行台尚书令,与都督中外保卫京师、宫城之职掌,也是不能相容的,除非后者是虚衔。最后,从这以后直到高宗兴安元年,凡五十四年都不见都督中外之设分析其原因,很可能是道武帝于皇始年间征后燕过程中,“初拓中原,留心慰纳,诸士大夫诣军门者,无少长,皆引入赐见,存问周悉”[80]。一时受了他们建议的关于魏晋以及汉化了的十六国官制的影响,设了都督中外,随即发觉在制度上、历史上它权力太重,不适合北魏当时急需加强君主,削弱贵族、臣属权力的形势,于是不声不响将它罢去,继位者沿之,一直中断了半个多世纪。

[91]参唐长孺《魏周府兵制度辨疑》,载《魏晋南北朝史论丛》,

[66]这种微妙关系,可再举一事为证:桓温都督中外后不久,又加录尚书事,“召温入参朝政”,温上疏辞,“诏不许,复征温”,及温遵旨至赭圻,“诏又使尚书车灌止之,温遂城赭圻,固让内录……”这说的虽是录尚书事,实际与加都督中外指导思想同,即只给他荣誉,而怕他入京,见《晋书·桓温传》

[17]如越智重明《领军将军与护军将军》一文即持此见解,载《东洋学报》44卷1号。

[19]《三国志·魏书·傅暇传》注引《博子》“河南尹内掌帝都,外统京畿”,勉强可属此类,是极特殊情况。

[61]《晋书·齐王冏传》:打败赵王伦,“率众入洛,……甲士数十万,……震于京师”。纵有夸张,至少说明当时力量超过中外诸军。

他最怕的是京师招募军队,所以要每月了解情况,至于地方上,凡重要的州,

[68]《晋书·会稽王道子传》:加“都督中外诸军事”,后辞职,称“乞解中外都督”是二者即一官之证,

元云与元干:献文帝天安元年,任城王云“拜都督中外诸军事、中都坐大官,听理民讼,甚收时誉”,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只提元云为中都坐大官所起折狱作用,[85]而不及都督中外又《资治通鉴》卷一百三十二明帝泰始六年蠕蠕犯塞,献文帝亲征,以京兆王子推等督诸军出西道,任城王云等督诸军出东道,汝阴王天赐等督诸军为前锋,陇西王源贺等督诸军为后继元云竟被派出征讨,至于都督中外诸军,保卫京师、宫城的任务,另有殿中尚书吕罗汉与尚书右仆射元目振组成尚书留台承担,与他无干。[86]再看元干。太和二十一年孝文帝南讨,诏以司州牧、赵郡王干“都督中外诸军事”可是据《魏书·李彪传》,“车驾南伐,彪兼度支尚书,与仆射李冲、任城王澄等参理留台事”,而不及官位比他们高的都督中外元干,又元干在这期间有不法行为,李彪屏人告戒他:“殿下,比有风闻,即欲起弹,恐损圣明委托之旨,若改往修来,彪当不言,脱不悛改,夕闻旦发”。李彪口气也不像在向一个总管留守诸军事务的长官讲话将相隔二十多年的元云与元干事联系起来,可以推定,他们的都督中外很可能只是荣宠。元云平日实际只掌中都坐大官折狱事,中外诸军事务分别总于皇帝;有了战争,中外诸军另有留台尚书兼管,自己则被派出征讨至于元干之所以拜都督中外,大概是因为孝文帝感到自己连年征讨在外,主要负责留台的李冲、李彪虽然忠诚,毕竟是汉人;对任城王澄又有些顾虑,[87]元干德才虽差,但毕竟是亲弟,给他一个很高荣誉衔,多少过问一些留守事务,是可以起到牵制作用的

现在来探讨一下“都督中外”在魏晋时期所起的历史作用,

奏,报听”《资治通鉴》卷七十七高贵乡公甘露二年此句下胡

王导;第一次任命在建武元年。如前所述,王敦并不把它视为重用,仍然抱怨王导“顷见疏外”[65],建议免去他都督中外等职,以免徒招“讥谤”可见都督中外不但谈不上总管地方上的军队,而且在京师实权也不大,主要意义当在荣誉,其任命只不过是晋元帝对王导实际疏外、削权之后,表面装出的一种重用姿态而已,第二次任命在咸康四年如前所述,时庾亮作为江、荆等六州都督,出镇武昌,遥执朝廷之政,据说还要“举兵内向”,而王导无可如何,竟作了让出宰相位子的准备。这又证明他这次加都督中外,虽不见得有上次任命那样复杂的背景,恐怕也不过是晋成帝对他所表示的宠遇,实际权力同样是不大的。

[92]《周书·宇文导传》:大统三年,“太祖东征,导入宿卫,拜领军将军、大都督”。及高欢打来,“太祖自弘农引军入关,导督左右禁旅会于沙苑”又《资治通鉴》卷一百五十七武帝大同三年记当时宇文泰引兵入关后,因关中兵少,曾“征诸州兵”,合观之,便知宇文导之“入宿卫”,是因宇文泰离开京师而入宫城宿卫,旨在加强对魏文帝控制,后因宇文泰处紧急,方不得已应征,率长安禁旅东会宇文泰于沙丘

[77]唐长孺:《拓跋国家的建立及其封建化》,《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三联书店1955年版。

[10]见《宋书·百官志》,有时“六军”还泛指包括“四军”、“五校”等在内的全部京师军队。

[27]尚书下舍也在宫城内,是尚书入宫值宿、下班后休憩之地,离禁中较远

同书《和跋传》:“世领部落”,后迁“外朝大人”,立功累累。但因“好修虚誉,眩曜于时”,被怀疑收揽人心,有篡位之意,被道武所杀。

这一看法,如果单就晋文帝而言,似乎可以成立:

[42]历来批评曹魏王朝对骨肉、宗室刻薄,有些笼统其实刻薄只限于对曹操直系子孙,至于旁支如曹仁、休、线]五校乃京师中央军,亦典宿卫,见《读史集》第254页

可悲的是,随着时间推移,他日益忘乎所以,骄奢无度,失去人心,终于被司马懿打翻,不但本人三族诛灭,而且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断送了曹魏天下!而曹爽失败的关键之一正在他没有理解文帝创建都督中外制度的意图,没有牢牢掌握它的权力,固然,他也不是毫未注意,如前所引,“破坏诸营,尽据禁兵”,便多少反映了这一意图。问题在于,上面两句话乃司马懿对他的指控,有极大夸张成分,事实上他并未真正“尽据禁兵”;更重要的是,即使在这一方面,司马懿也比他高明得多:

《三国志·魏书·文帝纪》黄初六年注引诏“今内有公卿以镇京师,外设牧伯以监四方”。同书《刘放传》注“曹休外内之望”同书《蒋济传》“往者大臣秉事,外内扇动”。

2.据《三国志·魏书·诸葛诞传》,起兵时“敛淮南及淮北郡县屯田口十余万官兵,扬州新附胜兵者四、五万人”,一共近二十万人,全部集中寿春,“闭城自守”,如司马昭总共只出动二十六万人,扣去石苞、州泰、胡质等打援的游军,和留驻丘头保卫魏帝的军队,是无法把诸葛诞围死的若是五十万人,才能“以众击寡”,大体敷用

第二类属于君权不张,但都督中外尚是实职的情况如石遵夺取后赵君位时依靠石闵兵力而成功,不得已以他为都督中外,录尚书事,“辅政”“闵既为都督,总内外兵权,乃怀抚殿中将士,……树己之恩”,终于杀掉石遵,经过激烈内部斗争,夺得君位。再如前凉王张玄靖立,年幼,宗室张瓘自为都督中外,为将军宋混所败玄靖乃以混为都督中外,“辅政”宋混兄弟因此“擅权”,“玄靖虚坐而已”后宋混等被杀,玄靖叔父张天锡在内部斗争中胜利,乃以天锡为都督中外,“辅政”天锡“专掌朝政”,害玄靖自立,[75]这些都督中外,虽起了和第一类情况相反的、控制或篡夺君权的作用,类似当年的司马氏,但他们都是在地位尚未十分巩固之时,争取以都督中外身分辅政,进一步夺取大权,这就证明这一头衔仍是实职,基本上还不是虚衔,

[21]参拙文《关于汉代御史中丞的‘出外’、‘留中’问题》,载《中国历史大辞典通讯》1983年第4期

字很不严谨,实际上该传的二十六万中外诸军也应理解为京师中央军,而与王

依这些文字,司马昭所统二十六万“中外诸军”,是可理解为既包括京师带来的中央军,也包括王基、陈骞、石苞、州泰、胡质等原在地方上的军队,涵义似乎还清楚,然而如果一联系有关司马师的材料,又让人糊涂了:

军可五十万,以众击寡,蔑不克矣”如果《三国志·魏书·诸葛诞传》载司

[34]城外诸军由司马氏心腹贾充统率即其证,见《晋书·贾充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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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魏书·彭城王勰传》、《尔朱兆传》

[社会]中国军事人物――朱德

2019-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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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中国人民解放军主要创建人和领导人,军事家。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至1939年间,先后兼任过第二战区东路军总指挥和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1941年曾负责领导军事教育委员会并兼任军事学院院长,1946年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人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并继续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朱德协助毛泽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建和发展,做了大量工作。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俗语。其主要着作收入《朱德选集》。

也正因如此,司马懿之后,司马师、昭无不把持都督中外这一职务,并相应地不断扩展京师军队。王凌、毋丘俭、诸葛诞等淮南地区三次举兵反抗司马氏,其所以迅速失败,都督中外这一制度的存在,司马氏通过它控制魏帝和京师局势,挟强大的中央集权威势和京师军队进行,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

大约从赵王伦篡位失败开始,都督中外性质进一步发生变化。原因是京师中外诸军在赵王伦诸将统率下与齐王冏、成都王颖等地方上之都督军队交战中,受到较大损失,京师洛阳已由齐王冏的军队进驻[61],中外诸军退居次要地位因而便发生了这种事情:控制洛阳的齐王冏并不都督中外诸军,反而由几百里外镇守邺城的成都王颖都督中外诸军,这是为什么呢?原来这是一笔政治交易:由齐王冏为大司马,在京师执政;成都王颖则任大将军,都督中外大将军固然班位次于大司马,然而贴之以曹魏以来权力极重因而声望也极高的都督中外,成都王颖也就觉得差可相抵了。而从齐王冏说,京师和皇帝主要归自己军队控制,让对方远在邺城都督中外,其权力实际上无从行使,造成不了什么威胁,相反,却能换来地位崇高的大司马和对自己在京师执政的承认,又何乐而不为!而这样一来,便开了历史上第一个都督中外基本上等于虚衔、荣誉衔的先例。在这之后,洛阳战乱频仍,中外军渐次荡尽所以河间王颙大将张方可以逼惠帝从洛阳西幸长安,京师禁兵无力阻拦;东海王越也可以尽罢怀帝身旁的宿卫官兵,而以自己东海王国的官兵数百人代之,[62]及洛阳陷没,愍帝逃至长安即位,除了靠原关中一带的地方上军队支撑局面外,已无所谓中外诸军可是建兴三年,忽然又以远在江南建康的琅邪王“为丞相、大都督,督中外诸军”[63],这个都督中外,和丞相一样,起的只是笼络作用,其虚衔、荣誉衔的性质更加明显,

[45]据《三国志》,只有黄初三年底大举伐吴,曹真也出征南郡,文帝其他外出活动,曹真均不与,当坐镇洛阳,

同书《温峤传》:建议“诸外州郡将兵者及都督府非临敌之军,且田

大约从赵王伦篡位失败开始,都督中外性质进一步发生变化。原因是京师中外诸军在赵王伦诸将统率下与齐王冏、成都王颖等地方上之都督军队交战中,受到较大损失,京师洛阳已由齐王冏的军队进驻[61],中外诸军退居次要地位因而便发生了这种事情:控制洛阳的齐王冏并不都督中外诸军,反而由几百里外镇守邺城的成都王颖都督中外诸军这是为什么呢?

[31]此北军,可能仅指北军中候营,也可能兼包括五校各营因上引惠帝手诏,命玮“令”淮南等三王屯宫门,而三王除淮南王不详这时居何官外,长沙王是步兵校尉、成都王是越骑校尉,均属北军据《续汉书·百官志四》北军中候“掌监五营”。这大概就是为什么惠帝手诏要让楚王玮下令给三王的原因

第二,西晋京师军队主要也是以宫城内外划分界限:

元勰:乃孝文帝亲弟,以侍中、司徒身分随驾南伐,途中孝文帝病重,“诏勰使持节、都督中外诸军事,总摄六师”。孤立地看,此处都督中外似乎是一个有实权,总管全部南征军的最高统帅,但联系太和职令和上述北魏故事分析,应该说,还是将它视为虚衔、荣誉衔比较妥当,不然便不好解释为什么一年多以前罢免的赵郡王干,同是都督中外,不但未随军,而且在留守大臣中实权也不大。我推测情况大概是这样的:孝文帝病重,想让元勰“总摄主师”,但名义上他是司徒,是文官,要有个武官头衔方能名正言顺,而按太和第二次职令,可能为了防微杜渐,一、二品官中已无实职武官,因而只能给虚衔照说,元勰既是司徒,要给便得给一品官中班次在三公前的大司马、大将军才合适;可是当时孝文帝次弟,即元勰之二兄元禧已是太尉,按制度班次在大司马、大将军之后,弟先于兄,也不妥,所以只得以元勰为官位低于司徒,然是武官头衔的都督中外。也正因这都督中外是为了名义上临时统军方便而设,等打退梁军后,元勰仍以司徒身分出现,都督中外便不提了。

照说,元勰既是司徒,要给便得给一品官中班次在三公前的大司马、大将军才合适;可是当时孝文帝次弟,即元勰之二兄元禧已是太尉,按制度班次在大司马、大将军之后,弟先于兄,也不妥所以只得以元勰为官位低于司徒,然是武官头衔的都督中外。也正因这都督中外是为了名义上临时统军方便而设,等打退梁军后,元勰仍以司徒身分出现,都督中外便不提了

遣奏之”王导时为录尚书事,所以可以将疏文扣留下来不上奏,还给王敦,

《三国志·魏书·曹爽传》注“爽兄弟先是数俱出游。桓范谓曰:‘总万机,典禁兵,不宜并出,若有闭城门,谁复内入者?’”同书《辛毗传》注“司马宣王将诛爽,因爽出,闭城门”,辛敞曰:“天子在外,太傅闭城门,人云将不利国家……”[19]

那么兴安元年以后设立的都督中外是否有实权呢?同样也没有,至少尚未形成制度

[42]历来批评曹魏王朝对骨肉、宗室刻薄,有些笼统。其实刻薄只限于对曹操直系子孙,至于旁支如曹仁、休、线]五校乃京师中央军,亦典宿卫,见《读史集》第254页,

[88]死赠见《魏书·任城王澄传》、《外戚胡国珍传》又南朝一例,见《南齐书·豫章文献王嶷传》

《晋书·应詹传》:将地方上的都督、州郡长官与“三台九府,中外诸军”对举,中外诸军明显是指京师中央军。

在曹魏一代,都督中外是实职武官。如果不计统治集团内部斗争即司马氏利用它给篡位作准备这一因素,它的确起了巩固京师地区统治秩序,进而稳定全国政局的作用

以此论点为依据,回过头来再考察前引《三国志》诸材料,便应认定,《毋丘俭传》将“中外军”与“三方兵”对举的记载比较准确;而《诸葛诞传》的文字很不严谨,实际上该传的二十六万中外诸军也应理解为京师中央军,而与王基等地方上的都督、州郡兵相区别

[45]据《三国志》,只有黄初三年底大举伐吴,曹真也出征南郡,文帝其他外出活动,曹真均不与,当坐镇洛阳。

[30]《晋书·杨皇后传》之“内外隔塞”,即贾后发动政变时之“中外戒严”造成,见同书《杨骏传》,其“内外”、“中外”均指宫内外

[22]《太平御览·职官三一》引魏王肃“论秘书表”,称秘书“职近日月”,即接近皇帝之意《资治通鉴》卷一百三十明帝泰始元年胡注:“秘书省,……在禁中”《梁书·吕僧珍传》“直秘书省”,“性甚恭慎,当直中,盛暑不敢解衣”。

同书《庾业延传》:本“外朝大人”,升至司空。有人告发他“衣服鲜丽,行止风采,拟仪人君”,也被道武帝所杀

以此论点为依据,回过头来再考察前引《三国志》诸材料,便应认定,《毋丘

同书《毋丘俭传》:举兵反,“大将军统中外军讨之,别使诸葛诞督豫州诸军从安风津拟寿春,征东将军胡遵督青、徐诸军出于谯、宋之间,绝其归路,大将军屯汝阳,使监军王基督前锋诸军据南顿以待之”。

[90]以上诸京畿大都督,分别见《北齐书·清河王岳传》、《文襄帝纪》、《文宣帝纪》、《武成帝纪》。

事实也是如此。曹爽被拒于城外后,只能发屯田兵数千人自卫。屯田兵和城内兵特别宿卫禁军比,战斗力弱,所以曹爽才会“迫窘不知所为”。固然,桓范曾劝曹爽调发城外中领军别营和洛阳典农所属其他屯田兵,但既称“别营”,便非主力;而且从曹爽“默然不从”,后来又决心向司马懿投降推测,这些军队的力量肯定比原来的屯田兵也强不了多少[18]既然曹魏初年二、三十年中洛阳城外一直未设重兵,则黄初三年创立“都督中外诸军事”之时,其“外”指城外诸军的可能性便很小了。

[91]参唐长孺《魏周府兵制度辨疑》,载《魏晋南北朝史论丛》。

首先,洛阳城外军队是司马懿父子于公元249年高平陵政变后,为了扩大自己在京师的势力而逐渐发展起来的,曹魏初年洛阳城外并没有驻扎什么重军,直到高平陵政变时城外军队也弱得很。《三国志·魏书·曹爽传》及注:司马懿发动政变最主要措施便是乘曹爽兄弟暂时离开洛阳城之机,控制城内一切军队,“将兵屯洛水浮桥”,防止曹爽等攻城,司马懿老谋深算,当时皇帝在曹爽手中,仍有极大号召力,如果城外驻有重兵,他是决不会仅仅控制城内军队便贸然发动政变的。

“放火烧宫寺,六军败绩”。这是与豫州等军队对举,

[88]死赠见《魏书·任城王澄传》、《外戚胡国珍传》又南朝一例,见《南齐书·豫章文献王嶷传》。

1.前面已说,司马懿很早就将司马师安插为中护军既然曹爽都督中外可以将弟弟曹羲安插为中领军,则司马懿也是都督中外,要用儿子司马师为中护军,曹爽便无法拒绝。于是司马师除主要牢牢掌握一部分禁兵外,还“阴养死士三千,散在人间”到高平陵政变那天,便以此控制了宫城内外包括皇太后,[58]这是司马懿得以打着“皇太后令”招牌,与曹爽手中皇帝抗衡,为所欲为的前提。

据《晋书·王敦传》,他的前述疏文送到建康后,王导“封以还敦,敦复遣奏之”王导时为录尚书事,所以可以将疏文扣留下来不上奏,还给王敦,实际就是要他休上这类发牢骚的文书很显然,这是因为内容不涉及两人利害关系,如果王敦是因不满王导都督中外可总管荆州军队,侵犯了他的权力,而奏请免除王导这一头衔,则王导能毫不避嫌,把文书扣留下来,并且还坦然地退给王敦吗?可以肯定,是不可能的。

为王敦控制建康后,未得到士族高门支持,一时不敢篡位,只得回武昌遥控,

[社会]中外军事影视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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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军事影视》创刊于1994年,由八一电影制片厂主办。以军事影视评介为特色,兼顾娱乐性和观赏性。既有军中大腕、星光大本营、老兵档案、新潮突击队等明星档栏目,亦有理论前沿、影视制高点、院线开阔地、幕后军师、军旅影话等言论类栏目,还有从各个角度介绍国外最新军事影视动态的银海巡洋舰、蓝盔分队、匹特博影院、新武器时代、86号情报站等评介及信息类栏目,以及介绍国内外影视片中各种武器的银屏武器库等栏目,读者对象为专业影视工作者、部队官兵、青年学生及广大电影、军事爱好者。

同书《王基传》:“大将军司马文王进屯丘头,分部围守,各有所统基督城东城南二十六军”
[3]

[10]见《宋书·百官志》有时“六军”还泛指包括“四军”、“五校”等在内的全部京师军队。

[89]《魏书·官氏志》。又参周一良《领民酋长与六州都督》,载《魏晋南北朝史论集》,中华书局1963年版。

一种是尔朱荣、兆、高欢、澄、洋五人当时京师洛阳、邺已无重兵,[82]他们都主要依靠自己的地方军队遥控京师和皇帝如尔朱荣靠的是以契胡族为主的并、肆诸州军队;高欢靠的主要是六镇起义后屡经演变,最后驻扎在并州一带的鲜卑军队两人掌权虽时间相隔数年,但都常住根据地晋阳,而对京师、朝廷实行“遥制”[83]。所以其都督中外的头衔,和南朝诸篡位前权臣几乎一样,是自封,以提高声望,作为篡位阶梯,这就是说,其性质与太和职令规定一致,是虚衔、荣誉衔

同书《太祖纪》:天兴三年连下诏,要求贵族大臣、地方长官“绝奸雄之僭肆,思多福于止足”指出即便位居台辅,也“在人主之所任耳,用之则重,舍之则轻”这些人须知这样一个道理,即“量己者,令终而义全;昧利者,身陷而名灭”,这些诏书和前述言论、行径完全一致。

南朝齐、梁、陈三代开国皇帝,在篡位前无不以刘裕为榜样,经历自加都督中外这一过程同时同一王朝中同姓贵族篡代,也全都照此办理,[70]相反,南朝四代在正常情况下却没有一个贵族、大臣加此头衔,[71]这是都督中外作为篡位阶梯,成了惯例,存在忌讳的必然结果虽然南朝京师建康宫城内外和东晋不同,驻扎着若干支强大的军队,但全分别统于皇帝手中,

以上表明,无论从太和职令规定,或者从十一个都督中外的材料,以及正常情况下不再生拜的特点分析,都不能排斥兴安元年以后至魏末都督中外的虚衔、荣誉衔的性质与作用。

[26]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60页

《三国志·魏书·刘放传》注引《孙资别传》:“帝诏资曰:吾年稍长,又历观书传,中皆叹息,无所不念图万年后计,莫过使亲人广据职势,兵任又重今射声校尉缺,久欲得亲人,谁可用者?”孙资在对答中提到魏文帝也重视此事:“始召曹真还时,亲诏臣以重虑,及至晏驾,陛下即阼,犹有曹休外内之望,赖遭日月,御勒不倾,使各守分职,纤介不间,以此推之,亲臣贵戚,虽当据势握兵,宜使轻重素定若诸侯典兵,力均衡平,宠齐爱等,则不相为服……。今五营所领见兵,常不过数百,选授校尉,如其辈类,为有畴匹至于重大之任,能有所维纲者,宜以圣恩简择,如、霍、刘章等一、二人,渐殊其威重,使相镇固,于事为善。”对此,“帝曰:然”,并命孙资推荐这样的大臣。

元勰:乃孝文帝亲弟,以侍中、司徒身分随驾南伐,途中孝文帝病重,“诏勰使持节、都督中外诸军事,总摄六师”。孤立地看,此处都督中外似乎是一个有实权,总管全部南征军的最高统帅,但联系太和职令和上述北魏故事分析,应该说,还是将它视为虚衔、荣誉衔比较妥当。不然便不好解释为什么一年多以前罢免的赵郡王干,同是都督中外,不但未随军,而且在留守大臣中实权也不大,我推测情况大概是这样的:孝文帝病重,想让元勰“总摄主师”,但名义上他是司徒,是文官,要有个武官头衔方能名正言顺。而按太和第二次职令,可能为了防微杜渐,一、二品官中已无实职武官,因而只能给虚衔

执朝廷之权,既据上流,拥强兵,趣向者多归之”。传说他要“举兵内向”,

[社会]中国名人故事:军事人物贺龙

2019-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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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可我知道,我的生活依旧很幸福。风吹云动,繁星闪闪,像极了那漫天仙女翩翩起舞,让人如痴如醉,如梦如幻?中国名权利聚焦&rdquo。中国名人也许我的人生本来就是一场腐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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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说曹真都督中外包括地方上军队,还有一个明显矛盾。即在曹真升都督中外后几个月,魏文帝发兵讨伐孙权,在这次战争中,曹真不但没能都督中央和地方上一切军队,而且也不是主力,只不过被派去和征南大将军夏侯尚一起,攻打长江上游的南郡,相当于一支起牵制作用的偏师。而曹休却担任主攻,率二十余军指向吴都建业不仅如此,曹真与夏侯尚也只是平行关系,谁也无权都督谁[7]如果肯定都督中外总管中央和地方上一切军队,这些现象便难以解释

以上一些零碎考证表明,基本沿魏制的西晋,其都督中外的界限,主要也在宫城内外,尽管已有某些变化

注:“报基听行其策,时帝在军,故诸军节度皆禀诏指,而裁其可否者实司马

《三国志·魏书·文帝纪》黄初六年注引诏“今内有公卿以镇京师,外设牧伯以监四方”。同书《刘放传》注“曹休外内之望”。同书《蒋济传》“往者大臣秉事,外内扇动”

有可能总管一切军队因为有一有力反证,这就是庾亮时任都督江、荆等六州

此外,东晋初“中外诸军”不包括地方上的军队还有以下证明:

[99]这一时期任中外府官吏者颇多,是其证。参《周书·李昶传》、《叱罗协传》、《萧撝附萧济传》等

在宇文泰行周礼,建六官之后,此制依然保留,与之并行。公元556年宇文泰死,宇文护执政,估计有一段时期由于统治集团内部存在矛盾,对他不服气,[98]而未设都督中外,但中外府继续存在,[99]实际上当由宇文护以“辅政”、“大冢宰”的身分掌管到保定元年宇文护翦除异己成功,正式拜都督中外,名实便又相符合

《三国志·魏书·曹爽传》注“爽兄弟先是数俱出游。桓范谓曰:‘总万机,典禁兵,不宜并出,若有闭城门,谁复内入者?’”同书《辛毗传》注“司马宣王将诛爽,因爽出,闭城门”,辛敞曰:“天子在外,太傅闭城门,人云将不利国家……”。[19]

[32]参《资治通鉴》卷八十二惠帝元康元年。

晋安帝时,刘裕为镇军将军,都督扬、徐等九州诸军事,因平桓玄功,进他为车骑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可是他竟坚决辞掉。原因何在?就因为都督中外只是虚衔,并无多少实权,而他当时所最迫切需要的正是实权。正因如此,当安帝改加他都督荆、司等七州诸军事,他就毫不推辞,欣然接受因为他深知当时地方上军队有实力,都督得越多,实权越大不仅如此,有实权的官他还抢着当。如扬州刺史王谧死后,朝议本准备用他后来的政敌谢混,他的心腹刘穆之劝谏说:“扬州根本所系,不可假人,……今若复以他授,便应受制于人,一失权柄,无由可得”[67]刘裕依计,硬把扬州刺史夺到手中这个官掌管京师建康周围一州的财政、民政,也有一些军队,在建康没有驻扎其他重军条件下,控制了扬州,差不多也就基本上等于控制了朝廷。所以对这个位子,刘裕毫不客气由此可以推定,上次他辞掉都督中外,很可能是因为它荣誉虽高,却无实权,过早取得,树大招风,容易给政敌以口实,有害无益。

以上共有五种“内外”,其中京师与州郡、宫城内外、禁中内外属一类,往往同时与官制联系。内官可以指侍中、中书等禁中所设机构之官,或在宫城中理事之官,也可以指整个京师之官;外官可以指在禁中以外理事之官,[23]或宫城以外的外朝官,也可指地方官国内外、洛阳城内外为另一类,一般说是纯粹地域差别,和官制没有瓜葛直到曹魏末、西晋初方才出现“统城外诸军”的官吏。既然如此,曹魏初年之都督中外,以城内外划分界限的可能性就更小

首先,当时王导从兄王敦拜大将军、都督江、扬等六

然而大体上也就从西晋开始,都督中外又逐渐产生向虚衔、荣誉头衔转化之趋势原因就在于:在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下,在京师设一个总管宫城内外全部军队的长官,事实证明,对皇权来说,潜在的危险性是很大的当然,如果人选特别忠实可靠,皇帝年龄大、威望高,能驾驭他,都督中外对巩固皇室确实极管用,这就是为什么魏文帝创立这制度的原因所在。可是在勾心斗角,争权夺利的封建统治集团中,这样的人很难找;特别是当老皇帝故去,新皇帝即位是个小孩子的时候,他仍能一如既往,忠贞不渝,就更加难上加难

游击等六个将军统率的军队[10]它们常与地方上军队对举:

1.自魏文帝即位以来,大司马、大将军这两个最高武职,一直以曹姓子弟充任明帝太和四年破格提拔司马懿为大将军,然至青龙三年又突然将他降为太尉,大概就是为了空出来,准备必要时任命“亲人”的。

[73]少数族君主主动任命汉人为都督中外,十六国只此一例外当因王猛在强大氐族贵族势力中,除了忠于苻坚,别无他路。

[15]陈骞、石苞、州泰、胡质等人的军队数字,史均不载王基史虽称他督城东、城南二十六军,可是不能肯定全部是他原来都督的军队,因为也有可能司马昭临时拨一部分军队给他指挥,所以无法计算。不过据《三国志·魏书·毋丘俭传》、《诸葛诞传》,他二人作为扬州都督,全统有五、六万至十多万人,则王基作为扬、豫二州都督不会相差很远,假定统七、八万人;石苞是监青州诸军次之,陈骞作为将军,州泰、胡质作为州刺史又次之,加在一起,说一共有二十多万人,似乎是可能的

禁中即皇帝居处、理事和其他某些咨询、秘书、生活侍奉机构所在地。它与同在宫城之中,然在禁中以外的尚书台、御史台等,也有内外之别,如《三国志·魏书·王肃传》注引《魏略·薛夏传》:为秘书丞,明帝太和中“尝以公事移兰台,兰台自以台也,而秘书署耳,谓夏为不得移也,推使当有坐者。夏报之曰:‘兰台为外台,秘书为内阁,台、阁,一也,何不相移之有?’兰台屈,无以折”,按兰台即御史台,自汉以来设于宫城之中,[21]此称“外台”,并非已移于宫城之外,而是和设于禁中的秘阁对比而言。[22]又《三国志·魏书·刘晔传》注引《傅子》:魏明帝将伐蜀,“朝臣内外皆曰不可晔入与帝议,因曰可伐,出与朝臣言,因曰不可伐”,刘晔是侍中,可以出入禁中明帝居处、理事之地,所以“入”即指入禁中与明帝单独商议,“出与朝臣言”,当指在朝堂中与群臣集议,其实都在宫城中

《晋书·景帝纪》:“帝统中军步骑十余万以征之,倍道兼行,召三方兵,大会于陈、许之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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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书《高崧传》:都督荆、司等八州诸军事桓温率军北伐,军次武昌、威胁京师高崧建议朝廷下令桓温退兵,“如其不尔,便六军整驾,逆顺于兹判矣”。这又是与荆州等州军队对举。

其次,任命发表后,王导“以敦统六州,固辞中外都督”。此话可以两解一

《晋书·杨骏传》:为辅政大臣,居宫城外贾后在宫中调兵讨伐骏,骏“闻内有变,召众官议之”。主簿朱振建议“宜烧云龙门以示威,索造事者首,开万春门,引东宫及外营兵,公自拥翼皇太子,入宫取奸人”,骏不从“寻而殿中兵出,围骏府”,这里的云龙门、万春门均宫城门,云龙门是南门,万春门是东门[28]所以“外营兵”之“外”,应是和宫内相对而言,指调宫城外军队来消灭宫内变乱,又太子所居东宫,在宫城外东方和东宫对比,宫城有时也叫“西宫”[29]打开宫城东边的万春门,引进东宫军队,方位完全吻合。在西晋,东宫军队数量不小,

[44]据《三国志·魏书·曹真传》,孙资所说文帝召曹真回都时间,只有黄初三年任都督中外这一次最合适另外,曹真残碑:“将和同生,使少长有序”,杨树达先生以为此证明曹真在文帝、曹植斗争中站在文帝一边
(《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06页),极是,这当是以曹真为首任都督中外之原因

[3]此事还可参见《晋书·石苞传》、《陈骞传》、《文帝纪》

都督中外明显地变成虚衔、荣誉衔,是在北魏。它和北魏的特殊社会、历史条件,和汉化分不开

《晋书·赵王伦传》:篡晋惠帝位,齐王冏等举兵反对,投附伦的义阳王威劝伦的心腹、中书监孙秀,“至尚书省与八坐议征战之备,秀从之。……内外诸军悉欲劫杀秀,威惧,自崇礼闼走还下舍”,我们知道,西晋时尚书省尚设于宫城之中,崇礼闼乃尚书省门,[26]所以从上下文意看,这里的“内外诸军”,指的只能是宫内外军队,他们打算乘孙秀至尚书省议事之机,将他杀死,而义阳王威一看形势不妙,便偷偷溜走了。[27]

首先,洛阳城外军队是司马懿父子于公元249年高平陵政变后,为了扩大自己在京师的势力而逐渐发展起来的,曹魏初年洛阳城外并没有驻扎什么重军,直到高平陵政变时城外军队也弱得很《三国志·魏书·曹爽传》及注:司马懿发动政变最主要措施便是乘曹爽兄弟暂时离开洛阳城之机,控制城内一切军队,“将兵屯洛水浮桥”,防止曹爽等攻城。司马懿老谋深算,当时皇帝在曹爽手中,仍有极大号召力,如果城外驻有重兵,他是决不会仅仅控制城内军队便贸然发动政变的事实也是如此曹爽被拒于城外后,只能发屯田兵数千人自卫屯田兵和城内兵特别宿卫禁军比,战斗力弱,所以曹爽才会“迫窘不知所为”固然,桓范曾劝曹爽调发城外中领军别营和洛阳典农所属其他屯田兵,但既称“别营”,便非主力;而且从曹爽“默然不从”,后来又决心向司马懿投降推测,这些军队的力量肯定比原来的屯田兵也强不了多少[18]既然曹魏初年二、三十年中洛阳城外一直未设重兵,则黄初三年创立“都督中外诸军事”之时,其“外”指城外诸军的可能性便很小了

如所周知,北魏拓跋鲜卑在诸入塞少数族中本来最落后,因为脱离氏族社会不久,旧的鲜卑贵族势力一直很强大[77]道武帝即位,渐行汉化,为了巩固新的君主制度,也因为接受了五胡十六国篡夺频仍的经验教训,对贵族大臣猜忌逐渐加深:

2.司马懿发动政变后,如前所述,乘曹爽兄弟不在之机,派人摄领中领军等营,加上自己所统,几乎控制了全部中外诸军。这是曹爽不敢接受桓范关于奉齐王芳幸许昌,征四方兵,进行对抗的根本原因。而司马懿其所以能做到这一点,固然和假借皇太后令有关,但更重要的恐怕还在于他本是辅政大臣,都督中外,所以从调兵遣将,“部勒兵马,先据武库”,完成对宫城内外控制,并委派人篡取曹爽兄弟原统率的禁兵,一直到率军出屯洛水浮桥,准备抗击城外曹爽的反扑,很少遇到阻力据《三国志·魏书·曹爽传》,司马懿在给齐王芳奏文中说:“臣辄敕主者及黄门令:‘罢爽、羲、训吏兵,以侯就第,不得逗留,以稽车驾;敢有稽留,便以军法从事’臣辄力疾将兵屯洛水浮桥,伺察非常”这里他强调亲自“将兵”,要对稽留车驾者,“以军法从事”;而且屡言“辄”,《资治通鉴》卷七十五邵陵厉公嘉平元年胡注:
“辄,专也。懿虽挟太后以临爽,而其奏自言辄者至再,以天子在爽所也”。这些全都表明他是以辅政大臣、都督中外的身分上奏和发动这次政变的如果没有这个身分,政变肯定不会这么顺利。《三国志·魏书·齐王芳纪》:即位后不久,诏将司马懿由太尉升太傅,但“持节统兵、都督诸军事如故”。卢弼集解:既然都督中外如故,“兵权在握,一旦有事,屯兵洛水浮桥,即可为所欲为,爽岂懿之敌乎!”这是抓到了高平陵政变其所以能发动、取胜的实质的。当然,司马懿利用都督中外消灭曹氏势力,是和魏文帝创制意图背道而驰的,但就牢牢控制中外诸军从而控制了京师政局这一点说,他确实了解了魏文帝创制之精髓!

[44]据《三国志·魏书·曹真传》,孙资所说文帝召曹真回都时间,只有黄初三年任都督中外这一次最合适。另外,曹真残碑:“将和同生,使少长有序”,杨树达先生以为此证明曹真在文帝、曹植斗争中站在文帝一边
(《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06页),极是这当是以曹真为首任都督中外之原因,

师高崧建议朝廷下令桓温退兵,“如其不尔,便六军整驾,逆顺于兹判矣”

[46]也可能是明帝与曹真发生矛盾而有意调出的。这从《三国志·魏书·蒋济传》称“往者大臣秉事,外内扇动,陛下卓然自览万机”,似可作此推定。但曹真死,明帝诏夸他“内不恃亲戚之宠”
云云,又与上述推定矛盾姑以存疑,

[62]《晋书·河间王颙传》、《东海王越传》,

同书《邓攸传》:王敦举兵内向攻入建康后,要护军将军将“中外兵数每月言之于敦”。这“中外兵数”也就是京师中央军的兵数。如果是指全国一切军队,一来地方上每月上报兵数,在当时条件下恐无此可能;二来也无此必要。因为王敦控制建康后,未得到士族高门支持,一时不敢篡位,只得回武昌遥控,他最怕的是京师招募军队,所以要每月了解情况,至于地方上,凡重要的州,他均已安排了兄弟子侄为都督、刺史,[13]是没有必要采取这种措施的

[84]以下凡未专门出注者,均见《魏书》本传,

所谓六军,来源于《周礼·夏官叙官》,指王室或中央的军队,在晋代便是领军、护军、左卫、右卫、骁骑、游击等六个将军统率的军队,[10]它们常与地方上军队对举:

《魏书·公孙表传》:仕魏为博士,“初,太祖以慕容垂诸子分据权要,权柄推(《资治通鉴》卷一百一十一安帝隆安四年移,遂至亡灭;且国俗敦朴,嗜欲寡少,不可启其机心,而导其巧利,深非之。表承指上韩非书二十卷,太祖称善”,这里反映道武帝,一是反对权柄下移,二是推行君主,他赞许韩非书,恐怕主要就因为它宣扬君主“独断”,不允许与臣下“共权以为治”[78]。

这就是说,在正常制度下,从曹魏开始创立的、起着保卫宫城、京师,稳定政局作用的都督中外,已被勾掉了;而到了篡位前夕出现的都督中外,已经完全成了虚衔、荣誉衔。这些篡位者并不是要靠都督中外来控制政局,而是在早已控制了政局,万事俱备之后,加都督中外等以提高声望,缩短与皇帝宝座的差距。这也是一种作用,但却是与原来完全不同的另一种作用。侯景打入建康,自封“宇宙大将军,都督六合诸军事”[72],便是以荒谬的程度将都督中外这一性质和作用异常清楚地呈现了

[98]《资治通鉴》卷一百六十六敬帝太平元年:宇文护“名位素卑,虽为泰所属,而群公各图执政,莫肯服从”。

[社会]中国军事人物辞典(施善玉等主编·科学技术文献1988年版·精装)-布衣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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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早在汉代,保卫京师的中央军即以宫城内外划分界限。[24]南军保卫宫城,由卫尉统率《汉书·百官公卿表》卫尉下师古注引《汉旧仪》:“卫尉寺在宫内;”胡广云“主宫阙之门内”北军则保卫宫城外京师地区,由中尉统率。[25]《北堂书钞》卷五四引韦昭“辨释名”曰:“执金吾本中尉,掌徼循宫外,司执奸邪,”《续汉书·百官志四》执金吾下刘注引胡广曰:“卫尉巡行宫中,则金吾徼于外,相为表里,以擒奸讨猾,”全都宫内、宫外对举

另外,同书《武悼杨皇后传》:乃杨骏女,惠帝立,尊为皇太后,贾后发动政变讨骏,时“内外隔塞,后题帛为书,射之城外,曰救太傅者有赏”这个“城外”,有的学者将它理解为洛阳都城之外,以证明都督中外之“外”是城外军队。可是在兵荒马乱,宫内外隔绝的情况下,[30]杨太后如何能够越过宫城,将帛书射出洛阳都城呢?相反,如果将“城外”解为宫城之外,不但杨太后完全可以办到,而且也和朱振的引东宫及外营兵之主张相吻合,即杨太后看到宫城内军队已为贾后操纵,即将出讨,便把希望寄于宫城外军队,而不惜冒险射出帛书

《晋书·景帝纪》:“帝统中军步骑十余万以征之,倍道兼行,召三方兵,大会于陈、许之郊。”

在北齐,除废帝末常山王演控制全部军政大权,自封都督中外作为篡位阶梯外,整个一代,因皇权强大或能自主,同样都不设都督中外,值得注意的是,有个极重要武官叫京畿大都督,设立于魏末,[89]具体掌管京师邺城一切军队,约相当于魏晋以来实职的都督中外,所以高欢在东魏自封都督中外等职,居晋阳遥控,另外先后以从弟清河王岳、长子澄为京畿大都督等,在邺城具体把持朝政和军队。

[12]参《世说新语·政事》“丞相末年略不复省事”条。

第五,由于明帝病危之时,刘放、孙资说了燕王宇等人坏线]临时改变了决定,但仍可看出他平日要用亲人掌兵任的思想在起作用,表现为:深知明帝的刘放、孙资虽唆使他撤换了燕王宇,然却不敢单独推荐异姓大臣司马懿,而不得不把掌握禁兵、才干较差的曹爽举为首席辅政大臣,作为掩护,[54]就是说,他们不敢把曹氏子弟全都搞掉和放在次要地位,以防信任亲人的明帝起疑,弄巧成拙,尽管病危的明帝这时或许已失去了这一辨别能力而在这之后,齐王芳一即位立即下诏以曹爽、司马懿都督中外,正好证明非常时期都督中外在捍卫皇室上的极端重要性,辅政大臣必须拥有这一头衔,这同样体现了文帝创立此制的指导思想,

以上五点,无论从文、明二帝的指导思想看,或者从后来的实践证明,都督中外都是控制京师政局极其重要的军事长官。由于曹魏王朝高度中央集权,控制中央和京师,基本上等于控制了地方,因而我们有理由这样估计,都督中外对于稳定全国局势,也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正因如此,魏文帝多次出巡、征讨,有时在外时间甚至超过一年,而京师政局非常稳定,原因就是有都督中外曹真在坐镇。也正因如此,司马懿之后,司马师、昭无不把持都督中外这一职务,并相应地不断扩展京师军队,王凌、毋丘俭、诸葛诞等淮南地区三次举兵反抗司马氏,其所以迅速失败,都督中外这一制度的存在,司马氏通过它控制魏帝和京师局势,挟强大的中央集权威势和京师军队进行,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也正因如此,到西晋时尽管都督中外权力已经削弱,外戚杨骏辅政,为稳定政局,仍要自封自司马孚以后长期未任命的都督中外,并“多树亲党,皆领禁兵”[59]。楚王玮发动政变消灭汝南王亮,矫诏召三十六军,也要自称“受诏都督中外诸军”;赵王伦篡位前,为控制京师,也要矫诏自封都督中外。这一制度对魏晋政局影响非同小可,于兹可见

同书《太祖纪》:皇始二年在包围后燕都城中山过程中,以从征的贵族元仪“为骠骑大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兖豫雍荆徐扬六州牧、左丞相、封卫王”这是北魏第一个都督中外,然而却是一个空名。首先,元仪这一封拜,共五个头衔,前后四个均空名,[79]则介于其间的都督中外自难例外,何况这时北魏尚未见中外诸军之制。其次,平中山后,天兴元年道武帝北还,“虑还后山东有变,乃置行台于中山,诏左丞相、守尚书令、卫王仪镇中山”

[93]《魏周府兵制度辨疑》;谷霁光:《府兵制度考释》,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22——66页

首先,当时王导从兄王敦拜大将军、都督江、扬等六州诸军事。尽管二人关系亲密,晋元帝也决不会让资历、官位居前,特别是重兵在握的王敦受王导都督,

[社会]中外军事影视期刊

2019-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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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军事影视》创刊于1994年,由八一电影制片厂主办。以军事影视评介为特色,兼顾娱乐性和观赏性。既有军中大腕、星光大本营、老兵档案、新潮突击队等明星档栏目,亦有理论前沿、影视制高点、院线开阔地、幕后军师、军旅影话等言论类栏目,还有从各个角度介绍国外最新军事影视动态的银海巡洋舰、蓝盔分队、匹特博影院、新武器时代、86号情报站等评介及信息类栏目,以及介绍国内外影视片中各种武器的银屏武器库等栏目,读者对象为专业影视工作者、部队官兵、青年学生及广大电影、军事爱好者。

原来这是一笔政治交易:由齐王冏为大司马,在京师执政;成都王颖则任大将军,都督中外大将军固然班位次于大司马,然而贴之以曹魏以来权力极重因而声望也极高的都督中外,成都王颖也就觉得差可相抵了,而从齐王冏说,京师和皇帝主要归自己军队控制,让对方远在邺城都督中外,其权力实际上无从行使,造成不了什么威胁,相反,却能换来地位崇高的大司马和对自己在京师执政的承认,又何乐而不为!而这样一来,便开了历史上第一个都督中外基本上等于虚衔、荣誉衔的先例,

,但至少可证“外军”与外州郡、都督兵不是一回事,因而都督中外不应包括

这大概是吸取了在这之前因未具体派人控制京师洛阳,魏孝武帝不甘心当傀儡,奋起反抗,西入关中的教训,而采取的措施故《资治通鉴》卷一百六十八文帝天嘉元年胡注:“高欢迁魏主于邺而身居晋阳,以其子为京畿大都督,防遏内外……”其后高欢死,高澄继其位,自封都督中外等,便以弟高洋为京畿大都督;齐废帝末,常山王演控制朝政,篡位前自封都督中外等,便以弟长广王湛为京畿大都督,[90]指导思想全同这种京畿大都督的设立和存在,便是都督中外进一步脱离实职,变成虚衔、荣誉衔的反映

总之,《宋书·百官志》所载都督中外,不能把它权力夸大,其实它只能总管

2.《楚王玮传》之“遂勒本军”,《资治通鉴》卷八十二惠帝元康元年胡注:“本军,玮所掌北军也”[31]。按上下文意,此“北军”这时当在宫城外,另外,楚王玮矫诏召三十六军,将“直卫者”与“外营”对举,这外营也应和上述《杨骏传》之“外营兵”一样,指的是这时宫城外军队。楚王玮命令的意思是:凡三十六军已在宫城中直卫者,要继续警备;其他未直卫留在宫城外的,均需到“行府”集合,一起去讨伐汝南王亮等,

下命令指挥,如“文王敕军吏入镇南部界,一不得有所遣”

晋安帝时,刘裕为镇军将军,都督扬、徐等九州诸军事,因平桓玄功,进他为车骑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可是他竟坚决辞掉。原因何在?就因为都督中外只是虚衔,并无多少实权,而他当时所最迫切需要的正是实权正因如此,当安帝改加他都督荆、司等七州诸军事,他就毫不推辞,欣然接受因为他深知当时地方上军队有实力,都督得越多,实权越大

一次在东晋元帝建武元年[9],王导迁骠骑将军、都督中外

3.据《三国志·魏书·王基传》:当时司马昭对自己统率的军队可以直接下命令指挥,如“文王敕军吏入镇南部界,一不得有所遣”等,然而至少形式上却不能直接指挥地方上的军队,而要通过魏帝的“诏”。这些军队有所请示也得通过给魏帝上疏来体现如王基以为在“深沟高垒”包围寿春后,军队便不可再移动,以免对方钻空子突围,“上疏曰”云云,“书奏,报听”《资治通鉴》卷七十七高贵乡公甘露二年此句下胡注:“报基听行其策,时帝在军,故诸军节度皆禀诏指,而裁其可否者实司马昭也”[16]这也表明
,至少制度上王基等地方上军队,并不归都督中外司马昭指挥

其次,这一时期与“中外”涵义完全相同,使用较广泛的“内外”一词,就地域说,主要有五种用法:

晋武帝则不同,他不但亲眼目睹在一定条件下都督中外对皇室的威胁,而且不是别人,正是他的祖父、伯父、父亲两代凭借这一职位,耍尽两面派手法,给西晋代魏打下了基础。现在他当皇帝了,怎么能毫不顾虑别人当了都督中外会故伎重演,请君入瓮,来对付自己的子孙呢?当然,如果他的儿子十分能干,能控制大局,晋武帝恐怕也不见得不会积极推行这一制度,作为保卫京师、宫城的主要支柱然而事实是他的太子司马衷是白痴,皇孙司马遹年龄又小,不具备巧妙驾驭人才的条件。

由此可见,说魏晋之“都督中外”,其“中外”界限是洛阳城内外,根据是不足的,我主界限在宫城内外,似最近事实,即“中”指保卫宫城的禁兵,“外”指保卫宫城以外,整个洛阳都城的中央军,魏末晋初,城外诸军扩展,只是“外”军的扩展,至于“中外”界限仍在宫城内外这个标准,则并未改变。[41]

再看元干。太和二十一年孝文帝南讨,诏以司州牧、赵郡王干“都督中外诸军事”。可是据《魏书·李彪传》,“车驾南伐,彪兼度支尚书,与仆射李冲、任城王澄等参理留台事”,而不及官位比他们高的都督中外元干。又元干在这期间有不法行为,李彪屏人告戒他:“殿下,比有风闻,即欲起弹,恐损圣明委托之旨,若改往修来,彪当不言,脱不悛改,夕闻旦发”,李彪口气也不像在向一个总管留守诸军事务的长官讲话

[23]稍后例如《南史·朱异传》:“自徐勉、周舍卒后,外朝则何敬容,内省则异”时何敬容为尚书令,在宫城内、禁中外的朝堂理事,故称“外朝”;朱异为侍中兼中书舍人,门下省、中书省俱在禁中,故称“内省”《资治通鉴》卷一百五十八武帝大同五年胡注不准确

[75]以上分别见《十六国春秋辑补》卷十九《后赵录》、卷七十二《前凉录》

同书《卞壸传》:苏峻称兵攻入京师,

[95]大统元年宇文泰已拜都督中外,此处不当再拜都督中外,谷霁光先生以为“为”乃衍字,意即这时连都督中外也一起免去。可是这与此后多处出现都督中外属官的记载矛盾(如《周书·达奚寔传》“魏废帝二年,除中外府司马”等),《北史·周本纪上》中华书局标点本校勘记注〔21〕以为原来三个头衔,今指免去丞相、大行台,止留都督中外,可是表示保留还要再宣布“为都督中外诸军事”,此例亦罕见。疑“为……事”下脱一“府”字,或当理解为有一“府”字,即宇文泰自大统元年起一直为都督中外,但无衙门,只是荣宠;现在罢去丞相、大行台后,新设中外府代替大行台机构中国鹰派来处理具体事务,故用“为”字,《周书·王悦传》“改行台为中外府”,亦一侧证

南朝齐、梁、陈三代开国皇帝,在篡位前无不以刘裕为榜样,经历自加都督中外这一过程同时同一王朝中同姓贵族篡代,也全都照此办理。[70]相反,南朝四代在正常情况下却没有一个贵族、大臣加此头衔,[71]这是都督中外作为篡位阶梯,成了惯例,存在忌讳的必然结果。虽然南朝京师建康宫城内外和东晋不同,驻扎着若干支强大的军队,但全分别统于皇帝手中。这就是说,在正常制度下,从曹魏开始创立的、起着保卫宫城、京师,稳定政局作用的都督中外,已被勾掉了;而到了篡位前夕出现的都督中外,已经完全成了虚衔、荣誉衔。这些篡位者并不是要靠都督中外来控制政局,而是在早已控制了政局,万事俱备之后,加都督中外等以提高声望,缩短与皇帝宝座的差距。这也是一种作用,但却是与原来完全不同的另一种作用。侯景打入建康,自封“宇宙大将军,都督六合诸军事”[72],便是以荒谬的程度将都督中外这一性质和作用异常清楚地呈现了

其次,据万斯同北魏及东魏将相大臣年表,自兴安元年至东魏亡,前后仅有都督中外九人,即宗爱、元寿乐、元云、冯诞、元干、尔朱荣、高欢、高澄、高洋万表漏载二人,即孝文帝时之元勰,及前废帝时之尔朱兆[81]

,削弱琅邪王氏的倾向,发泄牢骚,并假惺惺地说,今让王导担任许多要职,

[89]《魏书·官氏志》。又参周一良《领民酋长与六州都督》,载《魏晋南北朝史论集》,中华书局1963年版。

同书《高崧传》:都督荆、司等八州诸军事桓温率军北伐,军次武昌、威胁京

第二,他们经常考虑的兵任,除地方、边境外,极重要的方面便是京师宫城内外的保卫,甚至连五校之一的射声校尉,[43]这种当时不过统率几百人的宿卫军官人选,也要亲自酌定

最后,把都督中外诸军事的性质和作用概括如下:

[48]《三国志·魏书·夏侯尚传》注引《魏书》

1.《晋书·文帝纪》:诸葛诞起兵后,司马昭上表请魏帝亲征冷兵器图片,说“今诸

马昭所统中外诸军二十六万是全部出讨军队,则与此五十万之数不合。若将二

据《晋书·王导传》,王导任都督中外有两次,而无论哪次,都同样不可

[28]《资治通鉴》卷八十二惠帝元康元年胡注,

[2]《资治通鉴》卷七十七甘露二年:州泰下还有徐州刺史胡质

废黜王导。为此王导“内不能平,常遇西风尘起,举扇自蔽,徐曰:元规尘污人”两人关系如此紧张,晋成帝怎么会让王导去都督包括庾亮在内的

这些军队有所请示也得通过给魏帝上疏来体现,如王基以为在“深沟高垒”包

[70]《南齐书·明帝纪》、《陈书·宣帝纪》,

真和晚于司马昭的王导,在他们的时代都不存在总管中央和地方上一切军队的

《晋书·赵王伦传》:篡晋惠帝位,齐王冏等举兵反对,投附伦的义阳王威劝伦的心腹、中书监孙秀,“至尚书省与八坐议征战之备,秀从之,……内外诸军悉欲劫杀秀,威惧,自崇礼闼走还下舍”我们知道,西晋时尚书省尚设于宫城之中,崇礼闼乃尚书省门,[26]所以从上下文意看,这里的“内外诸军”,指的只能是宫内外军队,他们打算乘孙秀至尚书省议事之机,将他杀死,而义阳王威一看形势不妙,便偷偷溜走了[27]

[56]《三国志·魏书·曹爽传》卢弼集解引王懋竑语,他认为二人反目始于正始五年。

2.据《三国志·魏书·诸葛诞传》,起兵时“敛淮南及淮北郡县屯田口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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